残疾教师冉龙朋，１８年独撑一小学

　　“这里穷，娃娃读书不容易，不能因为任何原因停课。”

　　狭小的屋里挤着11张破烂不堪的课桌，一块黑色的木板挂在墙上算是黑板。

　　“这篇课文是以物喻人，教育我们要像花生那样做有用的人，默默无闻，无私奉献……”

　　一名老师，22名四年级学生，课堂秩序井然。

　　老师叫冉龙朋，彭水县诸佛乡小里村小学代课老师。那天，他在自己家的堂屋给学生上课，讲的是课文《落花生》，瘦削的他声音不大，但在这偏远、沉寂的大山里，却特别响。

　　诸佛乡是彭水县的偏远乡镇，群山环抱，至今没通公共汽车，小里村距场镇有10多公里山路，小里村小，就掩藏在尖峰岭深处的参天古树中。

　　去年9月，小里村小危房改造，4个班的50多名孩子只能到中心校暂读，需要走10多公里山路，山上常有野猪出没。冉老师最后决定把学生接到家里上课，没想到这一上，就是9个月。

　　冉老师说：“这里穷，娃娃读书不容易，不能因为任何原因停课。”

　　为着这个原因，他在这里，已经撑了18年。

　　小里村偏远、贫穷，没有老师愿来教书。18年来，他多次拒绝别人介绍的高收入工作，坚持在这里当一名代课老师，最初工资是每月35元，现在也只有77元。

　　他是1988年来到这所学校的，当时在一所成教学校代课，工资比这儿高，但他的老师找到他说，如果没人到小里村小教书，村小就得撤。就这样，冉龙朋到了小里村小，此后18年，除了到重庆主城区动手术，他一天也没有离开过这所学校。“截了右肢，我怎么给学生上课？”

　　1989年，冉老师在背学生过河时，脚被扭了一下。之后，他的左髋部时时疼痛，但他没在意，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他住院治疗。一年后的一天，他跨进教室时突然摔倒在地，被诊断为“扭伤治疗不及时引起化脓性髋关节炎”。从此，他走路只能一瘸一拐。

　　1994年，冉老师在一次劳动中，右手手臂被玻璃割伤，乡卫生院简单处理后，建议他进城进一步治疗，但想到孩子们要因为自己疗伤中断学业，他放弃了。一个月后，实在疼痛难忍，他来到彭水县人民医院。

　　“晚了，必须截肢！”医生说。

　　“截了右肢，我怎么给学生上课？”愣了半天，这是冉龙朋喊出的第一句话。

　　好心的医生为他联系了重庆医科大学的一名教授为他手术，手虽然保住了，却使不出力，在黑板上写字，只能写一会停一会。冉龙朋说他永远记得出院时，那个教授说的话：“回去好好教山里的孩子！”于是，他规定自己永远不能倒下。

　　美丽的诸佛江平日很温柔，孩子们踩着露出水面的石块就能过河，但一下大雨，河水就猛涨，只要一涨水，冉老师就会提前守在河坝边，将孩子一个一个背过河来，放学了，他又一个一个地将他们送回河对岸。

　　“有一次，我趴在冉老师背上，感到老师身子好烫，我问老师是不是在发烧，他说没事，只叫我抓紧。我哭了，但不敢出声，怕影响老师。”4年级的郑东讲起这事，忍不住眼睛红了，她说她好心疼冉老师，“老师的右手使不起力，只能用左手托着我，在水中一瘸一拐的，我真想快点长大，不让老师这么辛苦。”

　　除了背学生，教学所需课本和作业本，也是冉老师一瘸一拐地从中心校背回来的。从中心校到小里村小，有10多公里崎岖山路，空手走一趟也要4个小时，而18年来，冉龙朋从来没找过学生帮忙。因为残疾，他一次最多只能背20公斤，一路上走走歇歇，一天只能背一趟。而每学期所有学生的课本至少有100多公斤，每学期他要花1周时间，至少往返6次才背完。这一背，就是18年。尽管每次背完最后一批课本，他都累得倒床休息，但他说：“我累点没什么，重要的是不要耽搁孩子们的功课。”

　　“把我的工资存在学校，哪个学生缴不起学费，就从里面扣。”

　　1995年，父亲早逝的冉龙波因缴不起学费要退学。冉老师对冉龙波的妈妈说：“只要你让娃儿读书，钱你不用管。”冉老师为这个学生，交了几年学费和书本费。

　　18年来，冉龙朋用这种方法资助的学生近百名。中心校校长杨光武说：“冉老师在1998年至2002年间没到学校领过一分钱工资。他要求把工资存在学校，哪个学生缴不起学费，就从里面扣。”

　　18年来，冉老师帮学生缴纳的各种费用上万元，多数家长在经济宽裕时会将钱还给他，但至今仍有数千元没有着落。冉老师不在乎这些，他说：“只要娃娃在学校读书，比什么都强。”

　　然而，18年来，冉龙朋的家人，没有添置过一件像样的衣服。说起家人，冉老师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有5年时间，我家的庄稼没施过肥，没钱买肥料呀，最困难的时候，家里几乎揭不开锅，我们就卖东西。”

　　缝纫机卖了，妻子陪嫁的铺盖也卖了，实在没有卖的了，冉老师和妻子躺在光秃秃的床板上，望着房顶发呆。一个念头闪过，他说：“卖楼板！”

　　阁楼是土家族特有的建筑，要将搭阁楼的楼板卖掉，妻子有些犹豫，可看着空荡荡的米缸和年老的父母，二人当即跳起来，七手八脚将20多块楼板拆下，卖了400块钱，一家人吃了顿饱饭后，冉老师还从中拿出3块钱，为班上一个天天打赤脚上学的女生买了双胶鞋。

　　冉老师的两处伤至今没痊愈，经常疼痛，医生嘱咐他一定要坚持吃药，可药钱每月就得200多元。为了节约，冉老师就常常自己跛着腿上山采草药，草乌、防风草、金骨草……

　　“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全家都在为保卫小里村小出力。”

　　“这么多年，我作为一个男人，不但没为家人做什么，还要靠他们来支持我。”冉老师流泪了，他说，“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全家都在为保卫小里村小出力。”

　　1998年，为了供一对儿女上学，妻子陈健不得不到广东一灯饰厂当油漆工，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一个月挣700多元。

　　2000年，一名年轻老师离开小里村小，又没有其他人愿意来，全校4个班60多名学生，一下子丢给了冉老师，他无论如何也忙不过来。冉老师想到了曾经当过代课老师的妻子。他向她求助，陈健毅然辞掉工作，回到小里村无偿代课一年。

　　就在这一年，家里的房子成了危房，为节约钱，陈健上完课后，独自一人背泥巴，自己挖窖烧砖，搬石头，修补房屋。

　　2003年，女儿考上酉阳师范学校，家庭经济再次陷入困境，陈健不得不再次南下打工，至今没回来，因为舍不得路费。

　　当时，初中毕业的女儿想考高中，升大学，但冉龙朋没同意，他让女儿选择了中师：“我希望她今后也能为山里的孩子做点什么。”

　　儿子现在上初一了，受父亲影响，也准备考师范。

　　冉老师觉得最对不起的是父母：“他们不但没享到我的福，反而为我操劳。”父亲今年74岁了，患有严重风湿病，还每天上山放羊，母亲每年要养七八头猪。老两口说：“我们也不希望小里村小撤了，如果真撤了，这么多娃儿啷个办？儿子决定的事，我们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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