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我们对腐败者为何如此宽容？

　　近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以《研讨会纪要》形式下发的“商业贿赂犯罪法律适用”政策意见，其中，纪要指出：“贿款公用处罚从宽”，“收而不用不算受贿”，“感情投资不能定罪”等等，这在法学界引发了争议。（见9月5日《新京报》）

　　上海下发的这份《纪要》中，我感觉是“满纸荒唐言”，悖谬百出，让人感觉匪夷

　　在此不妨举例佐证。如“感情投资不能定罪”，既然是“投资”，背后肯定有目的，否则，谁也不会做赔本的买卖。“感情投资”背后的“潜台词”：给予掌权者金钱，冲的是权力，换取的是权力“为我所用”，实质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反省现已伏法的贪官们，往往是利用上任、节假日、婚丧嫁娶、孩子入学出国等机会，借机收取被人奉上的所谓“感情投资”。所以，很多贪官被审判时，在法庭上总是“很委屈”、“很理直气壮”为自己“鸣怨叫屈”，称自己被查处的巨额赃款属于“正常”的人情来往，是“感情投资”。事实上，恰恰是这些“感情投资”在左右、操纵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做出了诸多违法乱纪的行为。倘若界定“感情投资不能定罪”，那为那些已收监的腐败分子“平反昭雪”了，当然，无疑也将助推权钱交易的泛滥。

　　还说“收而不用不算受贿”，这样的规定更是令人费解。按照《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看，收取他人的贿赂，意味着犯罪即遂，构成犯罪。假如为官者“收而不用”，可以在定罪量刑时扣除“不用”数额，那么，我国的腐败分子几乎是“凤毛麟角”了。按照这个逻辑演绎，那抢劫的、偷盗的，只要是“抢而不用”、“盗而不用”，是否也可以免罪呢？

　　尤其是，我们打击商业贿赂等腐败犯罪行为，目的之一就是保证公权不被乱用，净化社会风气和经济市场秩序，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但是，“贿款公用”、“收而不用”和“感情投资”，不能保证公权不被或将不被乱用。作为掌权者，一般收受他人钱物，必然会对公权是否公正、合理使用构成潜在的威胁。

　　当今，我国腐败现象严重，商业贿赂行为相当泛滥，“治乱须用重典”。像新加坡等保持“零腐败”的国度，绮依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严刑”。今天，面对上海下发的《研讨会纪要》，人们会纳闷：我们对腐败分子为何这般宽容？最近几年，我们对腐败者宽容、“献媚”有诸多表现，比如，前一段时间，知识界、法学界进行了一场“贪污受贿死刑，废还是留”的大争论，有不少人认为人之生命价值永远高于财产价值，贪官们给国家、社会、他人造成的经济危害无论多大，也不敌于“人的生命”之价值。再如，《检察日报》报道说：2003年至2005年，全国共有33519名贪官（职务犯罪被告人）被判处缓刑，职务犯罪案件的年均缓刑率为51.5%。缓刑率较高的根本原因不在制度上，而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一些地区的司法机关执法不严，对腐败者过于袒护，违反法律规定适用刑罚是造成职务犯罪缓刑、免刑比率过高的原因之一。所有这些袒护与宽容，无论案发前还是案发后，都能让贪官过上“幸福生活”。

　　法律是社会公器，执法部门对国家法律克斤扣两，过度宽容腐败者，不仅破坏法制，也直接影响了国人对反腐败的信心。最近，有关部门调查结果显示：六成公众对反商业贿赂的成效信心不足。并且也直接影响、决定反腐败的成效。因为对腐败者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宽容，对那些潜在的贪官也无疑是一种怂恿和“激励”因此，上海下发的《《研讨会纪要》，规定“收而不用不算受贿”，“感情投资不能定罪”等所谓“政策意见”，只会诱导贪官“前赴后继”、络绎不绝，而不利于反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