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弹公厕”提醒了我们什么？（特别推荐）

　　北京中关村广场出现了一座从美国引进的“防弹公厕”，价值80万(见9月5日《沈阳今报》)。看它既现代又坚固的造型，俨然一座官员或者富豪为自己建造的别墅，为街头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端的是好看。

　　欣赏风景之余，我很快产生了一点疑惑：80万，够建四所希望小学了。不过是一处“方便”所在而已，有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吗？再说了，需要“防弹”的ＶＩＰ人士，是不会

　　那么，不该花的钱为什么被花掉了呢？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公共决策出了问题。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最大不同就在于，私人决策的后果由决策者自己来承担，而公共决策的后果却要由大家来承担——这座昂贵的“防弹公厕”，拍板决策的官员并不需要自己为它买单，而最终是要由纳税人来为它买单。

　　公共决策的这个特点，往往会使那些有决策权的官员，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些荒诞的“偏好”（或许还有腐败因素）而任意决策，比如那座正在建设中的、造型怪异恐怖、充满不稳定感的“新央视大楼”以及近年来各地许多标志性的“后现代建筑”，就是这样的典型。比较起来，“防弹公厕”还仅仅是小巫见大巫呢！

　　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最大不完美之处大约就是，相对于人们的需求和欲望而言，资源总是有限的。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但钱却是有限的。中关村虽然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也远没有富裕到每个公民都充分享有了免于匮乏的自由的程度。据我所知，那里也有露宿街头的，也有生病不敢上医院的，也有孩子上不起学的——在这些需求的映衬下，“防弹公厕”就实在是太丑陋了。

　　要想使公共决策的后果，能够最有利于实现公共福利的最大化，而不仅仅是充分满足官员个人的“偏好”甚至狂想，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改革我们的公共决策制度。“制度安排”如何，可以说直接影响到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下，也就是说，直接影响到有限的钱是不是能够被花得恰到好处。

　　但经验告诉我们，官员们在决策时，往往会把满足自己取得政绩乃至炫耀等“偏好”排在比公共福利更优先的位置，因此，公共决策制度的改革，就只能沿着扩大公众参与权，尤其是扩大弱势群体参与权的方向前进。因为弱势群体的博弈能力最低，他们的利益也最容易被牺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项公共决策是不是照顾到了他们的利益，是检验这项公共决策是不是有利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试金石。

　　应该说，这些年来在公共决策制度的改革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但“防弹公厕”的出现却提醒我们，即便是在首善之区，我们也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