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值得尊重 无关教授保姆

　　古语云“人离乡贱”，一个人离开家乡，在过去大抵是一种被动或无奈之举。可近年来，一批中国的大学教授、医生、音乐家、舞蹈家等高级知识分子却主动放弃国内不错的社会地位和收入，远赴重洋到美国，为谋生，有的人放下身段当起了保姆（9月2日《环球时报》）。为什么这些教授宁愿做他国保姆，也不做本国教授呢？其中的复杂动因值得玩味。

　　但换个角度来看，保姆是一个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相对于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教授来说，更是一个莫大的挑战。敢于挑战自己的人，其实是值得尊敬的。对任何人来讲，异国生涯都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特殊体验，把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放低，是一个人回归平常心态的开始。其实，教授离开了教学科研岗位，也许他的劳动能力连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不及，这种体验对做学问也许没有多大的帮助，但是对保持一种做人的平常心态，倒是大有裨益的。

　　不过，保持平常心确非易事，据说这些“教授保姆”在美国都十分低调，只有至亲好友才知道他们在国内辉煌的过去。教授们的低调无疑是源于国人对劳动者的等级偏见。国人为什么会对劳动者饱含等级偏见？我们的就业歧视是怎么来的呢？

　　这首先要“归功于”我们骨子里头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意识。在传统文化中，劳动者是分作三六九等的，保姆之于教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个阶层。虽然，在那个特定的泛政治化的年代，教师乃至于教授都像过街老鼠一样被打成了“臭老九”，沦落为社会最底层。但后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共识使教授们恢复了往昔的地位，不过“教授”这个光环也成为某些人沾沾自喜、颐指气使、看不起别人的顶戴花翎。

　　一个社会的主流人群，如果对普通劳动者产生漠视，就会使这些劳动者丧失应有的权利、尊重与社会保障。在美国当保姆的教授们，工作时间完全固定，薪水按时足额发放，管吃管住之外还另付加班费。相比之下，我们身边的做同样工作的一些普通劳动者，有时连最基本的休息权利、按时领取工资的权利都无法实现，更有那些挑战、践踏法律的血汗工厂，让工人们无处申冤。记得若干年前，当我们对身边的大学生投去赞许与仰慕的目光时，我们还纳闷美国的博士为什么会找不到工作，前两年我们也曾经慨叹过北大毕业生陆步轩卖肉是“才子沦落”。可如今，中国大量扩招后的高校毕业生、研究生为工作发愁的新闻已经刺激不了我们的兴奋细胞，要是大家都能放低心态，这样的“怀才不遇”早就不存在了。同理，假如未来的某一天在我们的中国本土上，某某教授愿意把“保姆”作为他人生的另一种选择的时候，折射的将是我们作为无差别的“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鞭挞的将是封建等级意识的沉渣泛起，标示的将是这个和谐社会里，宽容的不断增加与多元共生的社会生态的逐渐成形。

　　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来主宰自己的命运，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成功。对于一个劳动者而言，只要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自己所能，从事着对社会或对他人有意义的事情，实现着自己的理想或梦想，他就是值得全社会尊重并应该享受应有的权利。虽然说，我们的社会已经彻底取消了有形的社会阶层制度，但是想彻底打掉人们脑海中无形的阶层意识，却比我们想象中更困难。

　　不过，认同教授与保姆作为职业是平等的、认同尊重普通劳动者、认同人有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的观念的确是一种进步，但并不是说做教授的都一定要去当保姆，才能体现人生的价值，有些美国的保姆教授也实属无奈之举。毕竟，无论怎么看，教授当保姆，都难免不是一种人才的浪费。

　　对于一个劳动者而言，只要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自己所能，从事着对社会或对他人有意义的事情，实现着自己的理想或梦想，他就值得全社会尊重并应该享受应有的权利。

　　虽然说，我们的社会已经彻底取消了有形的社会阶层制度，但是想彻底打掉人们脑海中无形的阶层意识，却比我们想象中更困难。

　　徐浩然

　　江苏广电总台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