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任广东省委书记

　　1976年，我任广东省委书记

　　老领导张根生总结在粤工作二十多年经验教训：我们也干了很多傻事

　　广州1976口述史[21]

　　讲述背景

　　三十年前，张根生任广东省委书记(时设省委第一书记)。作为广东省最主要的领导人和决策者之一，他往返于北京和广州之间，在国运兴衰的转折点，亲身见证了省内乃至国家高层各色人等在生死关头的表演和挣扎、抉择和抗争。

　　他说，1976那一年中国灾难深重。

　　老人以1957年为界，将自己的一生一分为二，并称后半生的前二十年为“坎坷二十年”，他诚恳地说“我们党成了执政党，我们都做了官，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但是，“也干了很多傻事，犯了许多错误”，究其原因，在于民主和法制的严重缺乏，在今天，这依然是国家建设的努力方向。

　　征集线索

　　1976·广州口述史，复活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本报近期将推出相关报道。诚征讲述人和线索。一经采用，支付线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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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明“1976·广州口述史”栏目收)

　　记录人：本报记者王海军实习生毛志远林旭红

　　摄影：本报记者严明实习生王子荣(署名除外)

　　特约审稿：

　　广东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高宏的

　　省委党史研究处副主任、研究员叶文益

　　“1976年，我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时设省委第一书记，编者注)关于这一年的印象就是乱，整个国家动荡不安。而到了年底终于迎来“四人帮”倒台，又是一件大喜事。“文革”中“左”的思想终于开始得到批判，中国又逐步走上正轨。

　　在广东工作二十多年的经验教训，让我意识到，我们那时的很多做法，实际是剥夺了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利益。而导致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在于“左”的思想和个人崇拜，更深一步说，在于缺乏民主和法制。这种意识后来被进一步放大，导致了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如果没有民主的政治生活，必然产生腐败。敢于叫全体人民监督，才是得人心的。

　　——张根生”

　　■讲述人·张根生

　　1923年生，原籍河北安平。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长期在广东工作。1956年后任广东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候补书记。“文革”中一度被监护审查。1970年后，任广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常委、副书记。1972年后，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1977年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农林部常务副部长。1979年后，任吉林省委书记、常务书记、省长。1985年后，任国家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广东包产到户流产

　　1976年，我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关于这一年的印象就是乱，整个国家动荡不安。而到了年底终于迎来“四人帮”倒台，又是一件大喜事。“文革”中“左”的思想终于开始得到批判，中国又逐步走上正轨。

　　其实，“左”的思想有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只不过在“文革”中达到了顶峰。要是问我一生革命中经历的最大困难是什么，那还是1959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

　　全省水肿病人上百万

　　当时，我任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候补书记，分管农村工作。因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于是出现了严重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广东的农田减少了几百万亩，耕牛死了五分之一，粮食亩产降到了1952年的水平。有些农村每人每月只有20斤口粮。

　　有一次，我到龙川县龙母公社搞试点，亲眼看到公社的医院、学校都住满了水肿病人，有二三百人。全省的水肿病人更是高达上百万。

　　面对这种情况，陶铸(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和省委商量，决定召开一次扩大会议，商量对策。会议于1959年5月在汕头召开，会上气氛较宽松，大家畅所欲言，集中批评了高指标、浮夸风等。

　　我记得赵武成(时任广州市委第二书记)的发言最尖锐，也最具有代表性。他说大跃进“一是脱离实际，一是脱离群众”，“说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实际上却是万马齐喑”。

　　会议最后，陶铸和省委常委都作了自我检讨。会后，陶铸还写了两篇文章，《松树的风格》，强调要有革命坚定性；《太阳的光辉》说太阳也有黑点，比喻我们工作中也会有错误，但要有正确的认识。谁想到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他反对毛主席的罪证。这就是后话了。

　　对广东来说，这次会议是个转折。省委开始大力纠正共产风，拿出3.5亿元退赔损失。还连续发出好多文件，放宽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逐步停办集体食堂，使广东在全国较早度过了困难时期。

　　但是，纠“左”仍有局限性，当时没敢触及人民公社等所有制问题。而且，刚过两个月，中央就召开了庐山会议，又来一个全党大反右倾。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会议精神，气氛很紧张。尤其是在汕头会议上发言批评大跃进的人，更是胆战心惊。赵武成赶紧写了一份检讨书给陶铸，请求省委处分。陶铸把检讨书交给我，说退给赵武成同志，并让我转告，工作中有缺点就应该纠正，在党的内部会议上，就是讲错了也不需要写检讨。陶铸的这一举措才让干部们比较放心。但随着反右倾深入，还是伤害了不少同志。

　　清远洲心公社试点无疾而终

　　不过，随着大跃进过去，政策一有放宽，包产到户就出现。当年，清远县洲心公社就实行了超产奖励责任制：由生产队统一制定生产计划、产量指标，把田间管理交给个人，收获时，农民可在超产部分获得提成或奖励。我听说后将情况反映给省委。陶铸立即过去查看，认为这种方式更能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1962年夏，中央在北戴河开会。陶铸专门把洲心公社的情况带到会上，交给了毛泽东。经请示，毛泽东还同意了在花县等其他7个县试点。会议中间，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等人都提出搞包产到户，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但是，很快毛泽东又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把包产到户的问题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邓子恢还被批成“资本主义农业专家”。

　　所以，陶铸他们回来后，虽然毛主席同意了试点，但是气氛不同了，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谁还敢认真搞？干部有顾虑，不敢放手干，成绩也显不出来，搞了两年自动停止了。

　　造反派夺权省委领导受冲击

　　“小四清”升级“大四清”

　　其后，“左”的思想还是在不断干扰。1964年，“小四清”(即“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改成“大四清”，就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这一次，在我看来就是一场政治运动了，省委动辄组织几千人甚至是上万人的工作团，下乡蹲点搞运动。中央对农村基层问题估计过分，错误打击了一些基层干部。

　　紧接着，中央又发布“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制定，共23条)，就更“左”了，提出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走资派”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这已经开始把矛头对准高层了。我当时就有疑问：“走资派”是怎么划分的？问身边的人，谁也说不清。

　　“文革”开始省委变接待站

　　不等我们搞明白，“五一六”通知就下来了，“文革”开始了。广州开始出现红卫兵、造反派，学校里停课闹革命。

　　当时，我还在海陆丰蹲点，被省委紧急调回来，成立了一个文革办，让我任主任。主要负责接待上访者、造反派、红卫兵，传达省委的意见。我回来一看，才知道这回问题大了。本地的、加上外地串联的，一拨又一拨的红卫兵冲击省委大院。我要负责他们的吃饭、住宿。省委各机关办公室都变成了接待站。

　　造反派夺权省委陷入瘫痪

　　1967年1月初的一天早上，省委正在军区礼堂召开处以上干部会议，我正在作发言。一帮造反派突然冲进来，夺去我的讲稿，并宣布陶铸垮台了，会议也被迫中止。不久就是“一·二二”夺权，省委公章险些被造反派抢走。

　　从那之后，我们都彻底不能工作了。红卫兵开始来抄家。我们晚上都不敢在家睡，随时都可能被抓走。只好东躲西藏，到相熟的老乡朋友家借宿。因为家里住了十几个红卫兵。

　　广州开始军管省委领导受“监护”

　　社会秩序也开始混乱。但由于广州是中国的南大门，还有交易会等活动召开，秩序不能太乱。所以，在1967年，广州开始军管。

　　记得没多久，我和几个省委领导正在一个车库里学习。突然，军管会来人将我们几个统统抓起来了，一起送到西村监狱。同时抓去的有40多人，其中有三四个省委书记、几个副省长，剩下的全是厅局长以上的干部。因为事发仓促，我什么都没带。在监狱里，还是找了当时的卫生厅长借了几块钱，买了牙刷、毛巾和其他生活用品。直到前几年，我才从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大事记里知道，当年抓我们这些人的名单，是由军管会拟定、然后报中央审查批准的。

　　在西村监狱关了几天后，我们被分散。我被押送到白云山上的军区后勤部营房。在这里一关就是三四个月，然后又被转到学习班学习，七八个人住一间房。还是不能出去，和外面完全断了联系。每天就是搞早请示、晚汇报那一套形式主义。

　　这样一直关到1969年，直到我承认自己是“走资派”，才被解放出来，先是下放到省梅田矿务局。1970年后，又让我到广州市工作，任革委会副主任。因为我以前是搞农业的，担心我“穿新鞋走老路”，所以，改让我管工业。

　　因为已经乱了好几年了，秩序有所好转。不过，市场供应依然极度困难。买什么生活用品都要证。尤其是有些老同志，陆续有被解放的，像李嘉人、红线女、毛文书等人。但是家早就被抄过很多遍了，出来之后，锅碗瓢盆都没有，来找我，我一律给他们批。

　　借地震对付“四人帮”反扑

　　1976这一年更是灾难深重。我当时任省委书记。年初，周总理去世。不久，余秋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因为被打压，无法工作，只好到广州来“养病”，住在小岛(珠岛宾馆)8号楼。我每隔五六天就会去看他一次，陪他聊聊天。

　　二三月间，顾秀莲(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代表国家计委来看他，详细讲述了北京的很多情况。我也曾在迎宾馆二号楼和她深谈了两三个小时，她说江青等人更加肆无忌惮了，北京的情况很不好，可以说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这都让我们忧心忡忡。

　　第一次听说“四人帮”

　　不久，新西兰共产党主席威尔科克斯来访，由耿飚(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陪同去三亚休息，省委派我同去。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耿飚告诉我和李尔重(时任海南区党委书记)，毛主席其实对江青他们也不满，批他们为“四人帮”。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四人帮”的说法。

　　“四人帮”最后一次反扑

　　其实，在前一年邓小平复出后，国家经济形势大大好转，但是中途杀出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使得形势恶化，1976年上半年，国家的工业生产和财政经济情况都很不好。为了扭转这种情况，国务院决定召开一次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会议7月6日召开，我代表广东全程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四人帮”进行了最后一次大反扑。

　　会议由谷牧(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等主持。我和湖南省委书记于明涛是中南组的召集人。分组讨论时，大家发言都是针对具体工作展开的。但是，“四人帮”势力却在会上大谈“批邓”、“翻案”。眼看着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李先念、余秋里等人，妄图把他们都打入邓小平“右倾翻案风”集团。

　　得知毛泽东已经病危

　　大家本来想认真讨论工作，对于他们这一套都很反感。这时，我们又得知毛泽东已经病危，心情更加沉重。会议期间不准外出，大家每天散会后只能在院子里散散步。我和于明涛也经常分析形势，都认为这又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一定要站稳立场。

　　但是，那时正是“四人帮”势力嚣张的时候，本来定的14天的会议被这样一直拖到了20多天。

　　谷牧说唐山地震救了他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7月30日晚上，再次召集会议，华国锋简短讲了结束语，马上宣布会议结束，全力去救灾，没给“四人帮”说话的余地。就这样，会上批了半天，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直到2000年，我在深圳见到谷牧，又旧事重提，他说：“是地震救了我”。谷牧说，当时会议越闹越凶，北有辽宁毛远新，南有上海黄涛，相互配合，矛头直指国务院。“四人帮”步步紧逼，会议没法结束，而拖得越长，危险就越大。直到唐山大地震，谷牧对华国锋说，“会议必须结束了，我要去救灾”。华国锋说，怎么个结束法呢？谷牧说，很简单，你只需要简单讲个话，宣布结束就行了。谷牧随后帮他起草了讲话稿，华国锋才在次日晚上强行宣布结束会议。没有让“四人帮”的进攻得逞。

　　胡耀邦被强行带走批判

　　那次会议还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会议结束第二天，我们到机场准备回来。一进候机室，就看见了胡耀邦同志，一个人提个小包，正准备出机场回家，看上去就像个工人。我们赶紧上前握手问好。才得知几天前，大连一个研究所将他强行带走批判去了。他这是刚刚接受完批判回来。

　　怕“四人帮”夺权赴京找叶帅

　　那时，社会上对“四人帮”的愤恨确实到了极点。而他们又大造舆论，说江青要接任总书记，张春桥要任总理。

　　“千万不能让江青任总书记”

　　早在我去北京参加计划工作会议之前，有一天，中大校长李嘉人(曾任广东省副省长)突然给我打电话，要和我谈谈。我知道他是个好同志，但过去并没有个别谈过话，我立即表示欢迎他来。不过，谈话内容更让我意外，他给我提出了个极大的问题：说千万不能让江青任总书记！我说你的观点我完全赞成，但我也没有办法啊。

　　当时，“四人帮”把控大权，我连给中央写信都不能。就是写信，结果也只能是我被抓起来。我只能说，争取找到能说上话的领导反映。

　　“千万不能让张春桥当总理”

　　几天后，海南区党委书记李尔重也打电话给我，说千万不能让张春桥当总理！又过没几天，湛江地委书记邹瑜也打电话来了：可不能让张春桥当总理啊！呵呵，我给他们说，我们的观点都一致，但我也没办法，只能等待机会反映吧。

　　向叶帅汇报广东的呼声

　　在北京开计划工作会议期间，我去找了当时广东省委最主要的领导人，他因身体不好，在北京休养。我向他反映了这次计划工作会议上，要转向专批右倾翻案风的人。他听了一句话也没说。我看他无动于衷，就更不敢提李嘉人、邹瑜等人的意见了。

　　后来，我就和当时的广州市副市长林西一起去找叶帅。林曾任叶帅办公室主任。到了叶家，刚好空军司令张廷发正在谈工作，见我们到了，就走了。叶帅留我们吃晚饭，我就趁机把李嘉人、李尔重、邹瑜等人的呼声给他讲了，还汇报了一些广东的情况。叶帅听后只是笑了笑，说：“北京也有不少这样的议论，就说我们都注意到了。”

　　回到广州之后，不久，毛泽东去世。再不久，“四人帮”倒台。后来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帅在粉碎“四人帮”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76这一年，真是动荡不安，大悲大喜。

　　第二年，我调到国家计委工作。参与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后来又在吉林、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工作，长期关注农村问题。

　　此前在广东工作二十多年的经验教训，让我意识到，我们那时的很多做法，实际是剥夺了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利益。而导致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在于“左”的思想和个人崇拜，更深一步说，在于缺乏民主和法制。这种意识后来被进一步放大，导致了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

　　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如果没有民主的政治生活，必然产生腐败。敢于叫全体人民监督，才是得人心的。

　　图：

　　1976年2月20日于海南兴隆农场。耿飚(左六)张根生(左五)。资料图片

　　1977年6月，张根生(左五)与王永幸(左六)、秦和珍(左七)、王首道(前排右一)于山东省黄县视察小麦高产田。资料图片

　　张根生说后半生的前二十年为“坎坷二十年”。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