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修订后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在作出针对个人2000元以上罚款等处罚决定之前，违法嫌疑人可要求举行听证。而公安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告知违法嫌疑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见今日本报Ａ03版）
很明显，这一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确立，是一种法制进步，值得赞赏。因为，所谓行政处罚听证，从法制的角度来看，对于受处罚人而言，其实就是为其提供了一个可有效保
障自身权利，抗辩对自己不利指控的场所；而对于行政处罚主体，则是一种权力制约制度——从程序上规范行政执法权可能存在的滥用。
不过，赞赏这种进步的同时，对于行政处罚听证，我认为，还有进一步的可期待之处——
如在行政组织、主持者方面。依据上述《程序规定》，“听证由公安机关法制部门组织实施”，虽然应当承认，公安机关的法制部门与具体办案部门并不是一回事，但二者毕竟同属一个部门，有着不可避免的利益关联。这种情况下，听证组织主持者是否具有足够的中立性，并据此保证听证的公平性，就难免令人担心了。
再如，在行政处罚听证范围方面。既然大额罚款以及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等行为可以听证，那么比罚款更为严厉的行政处罚，如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留，从逻辑上讲是否更有举行听证的必要呢？但遗憾的是，目前相关听证程序，并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也就是说，行政拘留仍不是法定可以听证的行政处罚项目。
最后，在听证效力方面。近年来，许多行政管理领域，听证会已举行不少，但在如何保证听证的效力，也即怎样确保听证具有切实规范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能力方面，依然缺乏足够的相关制度安排。于是，现实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听证时热闹非凡，听证后却没了下文，听证前怎样决定，事后还是怎样决定，最终使听证流于形式。□张贵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