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征兵败　随元帅突围　科研受奖　陪主席进餐

　　西征兵败随元帅突围科研受奖陪主席进餐

　　老红军聂绍军在西路军兵败后曾随徐向前一起突围，解放后又成为农业专家，在京受到毛主席接见

　　【33】

　　他们在长征大历史的集体记忆中可能无法被提及，但他们出生入死的个体经历应该永远被铭记。

　　四川的夏天分外酷热，一踏进平昌县驷马镇老红军聂绍军的家门顿感清凉，收拾得整齐利落的堂屋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位90岁老人长期独居的房子。在侧屋门口探头进去，一股清新的泥土味传来，原来角落里堆上了不少刚摘下的蔬菜、瓜果。

　　“欢迎欢迎，随便坐”，正在记者发愣时，一位瘦高个老人走过来。无疑，他就是老红军聂绍军了。握手，老人的力气真大，满掌都是老茧，随后他又去倒茶，拿扇子给大家扇风。招呼间，记者递给老人一支烟，他连摆手：“我烟酒不沾，红军时，部队不让。”

　　邻居欧世宇今年73岁了，他每天都会陪聂绍军聊天、散心。这次听说有记者来采访，他也早早在这里等候。驷马镇民政办主任张明义拿出一份简单的文字，“这是我两年前访问聂老时的文字，你可以参考参考”。

　　“你那一点不完整。别客气，有什么问题尽管问，能记得的都告诉你们这些小鬼。”聂老端坐在堂屋正中间，开始娓娓讲述他一生的故事。

　　和姐姐瞒着父母参军

　　“在一个村苏维埃主席的带领下，摸黑去得胜山找红军，天快亮的时候，在一个店里倒下就睡。这一觉醒来，就成红军啦。”

　　聂绍军1916年出生在驷马镇大平村的一户穷苦农民家里，祖辈都是种田的。三岁那年，举家搬迁到驷马镇土兴乡，由于父亲比较灵活，也勤快能干，一个陈姓大地主就送给父亲一块土地，父亲成为了陈家的佃农，也有了一些土地，算是有了一点生活保障。

　　母亲姓苟，陈家的地主婆也姓苟，这使两家的关系不错，远比其他地主对待佃户的态度好。这样一来，聂绍军家的条件慢慢好起来，粮食多了，丰收季节，乡亲都看不出他家是佃农。过了几年，父亲也请了长工，成为了地主。

　　但是，家里一旦富裕了，父亲就看不起乡里人，从土兴乡搬到了驷马镇的街上，给一个暴发户、“地头蛇”当了干儿子。1931年，父亲在镇上开了一个小酒馆，一家人的生活“相当不错”。“我小时候没有吃什么苦的。”聂绍军微笑着说。

　　1933年，红军来了。由于聂绍军父亲做了一些错事，曾经打骂穷人，红军知道后，表示只要聂家有人参加红军，就不会没收其家产。当时聂绍军已听说红军是专为穷人撑腰的，15岁的他就和17岁的二姐聂润莲瞒着父母打点好行装，揣上几个红薯，在一个村苏维埃主席的带领下，摸黑去得胜山找红军，山路崎岖，路不熟悉，天快亮的时候，他们来到得胜山下一家店里，一整夜的赶路让三人疲惫不堪，一头倒下就睡。次日，村主席说他们两人已加入中共得胜委员会。

　　“这一觉醒来，就是红军啦。”聂绍军笑起来，“我们参加的是徐向前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天，姐姐当了卫生员，他成了文工团成员，也是宣传队的宣传员。姐姐临走时，他含泪送到十字路口，姐姐哭了，聂绍军看到周围这么多陌生人，平生第一次感到莫名的孤独。姐姐在19岁时，在战场上被杀害了。

　　亦编亦演成宣传队红人

　　“宣传队的演出不分昼夜，也不化妆，不穿演出服，更没有道具，白天在院坝和秧田坎上，晚上点上几支柏皮火把，观众围成一圈便开演了。”

　　宣传队一共有二十余人，年龄大的三四十岁，小的十四五岁。除了个别原来在戏班子唱过堂会的，大部分都不识字。

　　宣传队主要是宣传红军的政策。聂绍军记得学会的第一首歌曲，“红军一到得胜山，先打土豪后分田，得胜山人民个个都喜欢……共产党领导个个如钢刀，一心要杀那狗强盗……”。

　　宣传队的演出不分昼夜，演出也不化妆，不穿演出服，更没有道具，白天在院坝和秧田坎上，晚上点上几支柏皮火把，观众围成一圈便开始演出了。苏区的百姓对新生政权十分拥护，他们第一次感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为穷苦人说话。这使很多妇女动员自己的丈夫、父母鼓励自己的儿女去参军。

　　那时红军生活非常艰苦，吃的粮食都是老百姓送来的，伤员病号没有什么药品，不少战士为此失去了生命。为了鼓励红军从精神上战胜疾病，聂绍军他们就编排了小节目到伤员中去演唱：“伤号小伙伙，伤号小伙伙，你们受伤为哪个？红军和人民是一家，咱们同盟解放……”

　　冬天，战士们没有鞋子穿，有的用棕片或者草袋裹在脚上，有的只能光着脚板，个个脚上都裂开了血口子，看后让人十分心疼。他们便组织妇女为战士们打草鞋，还表演歌曲：“我们红军专打地主资本家，保卫苏维埃中华，妇女们草鞋布鞋手中拿，不是红军我不把(给)”。

　　谈话间，聂绍军突然孩子般笑出了声，是的，他又回忆起一件有意思的事情。1934年秋天，四川军阀刘湘部队遭受红军重创，消息传来，人心振奋，为了将这一消息告诉乡亲们，宣传队连夜赶排川剧，准备在驷马的戏楼演出，那里栈房密布，客商云集。聂绍军当时个头大，他演樊傻儿，戏班内陈大柱演军阀刘湘，戏名叫《刘湘投江》，获得了很多人的掌声，成了宣传队里的红人。

　　亲见战友违军规被枪毙

　　“有七个战士跑到死尸堆里，很久才回来，穿上了其他死了的战士的衣服，他们违反了军规，所以被枪毙了。”

　　“刚参军的时候并没有觉得特别苦，当时心里很有冲劲，想解放全中国所有穷人。要说最艰苦的，还是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能活下来就是奇迹了。”聊到长征，聂绍军静了片刻，郑重地立了立身子。

　　“我们当时出发的时候，天气不是很冷，但大家没有厚衣服，都是单衣衫，一穿就是几年。雨一下就是十几天，路上水都淹到大腿上，由于要赶路，一天过七八条河，河水齐腰深。”聂绍军用手比画了一下自己的腰。

　　他说寒冬腊月，零下40多度大家都穿着单衣服，也没有吃的，能吃的树皮、皮带都已经吃光了，很多战士是冻死和饿死的。那个时候也没有仗打，因为国民党不敢过来，过草地的时候，他们只出动过飞机，后来由于气候恶劣，连飞机都不敢飞过草地了。过草地时，天气寒冷，马跑出的汗都结成了冰块，过了一宿，几匹送电报的马就死了。

　　后来，在甘孜地区遇到敌军，聂绍军不幸中了几弹，说到这里，他伸出右手臂，并撩起裤腿，几处疤痕深深地陷进肉里。“我们子弹打完了，就与敌人拼刺刀，我左手大拇指就是被敌人的刺刀刺歪的。”聂绍军左手大拇指已经坏死并且严重变形。说到子弹少，聂绍军回忆起毛泽东说过的话，“他说每一个子弹要对准三个人才能开枪，因为我们没有兵工厂，子弹都在蒋光头那里。”

　　“很多战友在长征中牺牲了，记得有89师的政委，叫曾光太，由于没有读过书，他性情比较粗暴，有时也会打战士，但是没有粮食的时候，他把能吃的都留给了战士，他死的时候，我们都哭得很伤心。”聂绍军低下头去，“死的人实在太多了，有时候走着走着，就看到前面有战士‘咕咚’一下倒下去咽了气，那场景，你们不敢看的，遍野都是死尸，我们的眼泪就一直流。”。

　　聂绍军说，当时爬雪山时，为了取暖，大家都围坐在一起，大家互相扶着肩膀，把头凑在中间，有的战士这时已经死了，其他人好久后才知道。

　　聂绍军回忆说，一次过原始森林，七个战士扒了死去战友的衣服穿在身上，结果被枪毙了。“狗日的，当时我们都骂那七个人没有人性”，聂绍军哽咽了，沉默了好几分钟。

　　朱德作动员参加西路军

　　“部队整编时，我主动申请去西路军。朱德来给我们作动员，我们当时那些毛孩子听了朱德话，心里凉快得不得了，特别舒服。”

　　1936年9月，聂绍军当时已是有三年军龄的战士了。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方面军的红5军、红9军和红30军组建西路军，西进青海、北上甘肃、西扩新疆，打通国际路线，同苏联红军衔接，接应苏联红军密赠红军的一万峰骆驼，以改善红军后勤。

　　“当时部队将重武器全部留下，每人只带十二夹子弹，一切轻装前进。兵力2.5万左右，呈三级梯队挺进，前锋的9军，由军长孙玉清率领指挥；中部的5军，由军长董正堂指挥；后翼由30军与总部形成重兵突围，军长是程世才。”聂绍军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部队整编时，我主动申请去西路军。”

　　“我一直记得那个场景，记得朱德的话，他说‘同志们，我们这次主要任务是占领高原地带，背靠苏联，获得国际支援，直接向东北发展’”，聂绍军越说越激动，配合着指挥的手势，模仿朱德当年动员大家的样子，他将朱德的话连续重复了4遍，“我们当时那些毛孩子听了朱德话后，心里凉快得不得了，特别舒服啊”。

　　聂绍军被安排在西路军总部，为了完成这次西征任务，毛泽东、朱德、刘伯承指示要培训一批政治、军事、技术骨干，成立红军大学，刘伯承任校长，首批学员有十六人，聂绍军被安排学习无线电发报。红军大学是流动的，部队走到哪里，学校就搬到哪里，教师是在红军里面挑选的。

　　一天，毛泽东、朱德等人来红军大学看望学员，中央剧团和红军大学的学员一起演出了三天三夜，当时，毛泽东和朱德等人也都跟着战士们一起唱：“万岁万岁万岁，我们的会师，鼓动了全球全中国……”

　　一天晚上，晚饭后，大家席地而坐，毛泽东操着浓浓的湖南口音说：“小同志们，你们要好好学习，你们是红军中的骨干，毕业以后都是团级干部。”当时，学员们一边行军，一边学习，没有纸和笔就在沙滩上写字、画图，经过两个月的行军学习，首批学员毕业了，被迅速分配到各军部去，聂绍军留在总部担任报务员。

　　“我们内部出现了一个叛徒，我军行动计划失密，失败了。”聂绍军长长地“唉”了一声，连连摇头，他说敌人在甘肃的高台设重兵围困西路军，西路军在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指挥失控，绝大部分将士捐躯。

　　徐向前把我托付给牧羊人

　　“徐向前给了我15块银元，让我跟一个放羊的老百姓走，他对放羊的人说‘麻烦把这个人救下来，他是好人’，说完他就离开了。”

　　“我们西路军最后还是惨败了，我觉得是骄傲导致的。”，聂绍军认为当时指挥员轻视了马家军的势力，从1935年开始，西路军就老是打败仗，战士们牺牲得太多了。1937年，大部分战士都牺牲了。

　　“我们的头儿见到伤亡惨重，已经没有什么获胜希望后，用子弹了结了自己，我们在一起的就只剩下三十几个人了。”聂绍军摇晃着胳膊，说“很惨，和敌人拼了一个多月，实在没有办法了，有一个团长叛变了，我们就地解散，在甘肃。”

　　解散后，聂绍军随徐向前两个人走小路，遇到敌人时，两个人就钻进了树林里。“那是原始森林，但也有敌人巡视。两个人在一起，虽然都穿了便装，但目标还是太大，徐向前就给了我15块银元，让我跟一个放羊的老百姓走，他对放羊的人说‘麻烦把这个人救下来，他是好人’，说完他就离开了。后来他找到了大部队，还成了大元帅。”

　　从那以后，聂绍军就长时间跟着这个放羊的老百姓，其家里也很穷，在老乡家里住了三个月后，实在没有什么吃的了，老乡就打了十几个饼子，并且打听到红军的大部队在兰州，让聂绍军去兰州找组织，“当时我带着饼子和手绘的路线图上路了，出门前我都哭了，舍不得。”

　　聂绍军在甘肃老乡家住的时候，当地口音学得差不多了，就打扮成当地人，一直沿小路走去兰州。一天，他终于到了兰州，看到街上墙上贴了很多标语，还有徐向前的画像，“上面说悬赏200万银元要徐向前的人头”，聂绍军瞪大了眼睛回忆，“我看了以后才知道，这里哪里有红军啊，是白区啊。”随后，聂绍军打算回四川老家，幸运的是，他在兰州遇到了一个做生意的四川老乡，给了他2000多块钱。在回家的途中，他听说了西路军惨败的消息，悲愤不已。

　　用了20多天的时间，他终于回到了四川。“我一回家，就知道国民党已经占领了家乡，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嫂子、一个妹妹都被杀害了，听老乡说我父母当时被吊了四天四夜惨死了。”聂绍军皱起了眉头，褶皱的脸上写满了悲伤。

　　“国民党的保长和地主知道我回来了，怀疑我带了金子回来，就威胁我，但我总是说‘共产党就要打回来了’，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聂绍军笑了，难得的笑容。

　　在人民大会堂讲两小时

　　“那次，我见到了毛主席和徐向前，几次跟毛主席共进餐。徐向前还记得我，看到我很激动，他没有想到我还活着。”

　　解放战争时期，聂绍军成了乡农协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当了四年乡长。土改后，聂绍军被选为兰草区区长，但是由于长征时落下了病根子，他总是吐血，后来又回到了驷马镇。

　　“那个时候，中央来了一个农业专家，住到了我家里，我就拜他为老师。根据当地土质，农作物特征，经过反复实践，成了一个土质专家。”说到这里，邻居竖起大拇指：“他牛，牛得很，从小就没有怎么种田种地，但每年都是县和省里的劳动模范呢，去开会，总是带红花回来。”

　　“不是吹，农业上各方面的事我都懂了，每天都要去乡里讲课、作报告。当时省委书记李井泉发出口号，‘学严陇，赶驷马，’赶的就是我带领的农业队伍。”

　　1958年，聂绍军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农村科学试验经验交流大会”，“这个会好麻烦”，聂绍军说，“先去省里，省里好多人教我应该怎么说话，还写了稿子，我说我看不懂那些虚的玩意儿，你们放心好了，我不会乱说的。”在大会上，聂绍军第一个发言，两千多人听了两个小时，“会堂里鸦雀无声，就听我说话了”。

　　“那次，我见到了毛主席和徐向前，我好几次跟毛主席共进餐，当时奖励我的奖章有十几枚。徐向前还记得我，看到我很激动，他没有想到我活着，而且活得还不错。”

　　1959年，聂绍军再次被省里邀请作报告，并奖励了他一头牛，回来的路上，他一直戴着大红花，“有脸盆这么大，很好看”，聂绍军比画着，牛是别人帮忙从成都牵回来的，“那个时候有牛是很神气的呢”邻居对记者赞道。“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是聂绍军的座右铭，现在都90岁高龄了，他还经常种菜种花。

　　临走时，聂绍军说自己这辈子最大的收获是当了红军，现在经常会回忆那段日子，“做梦都梦见那白白的雪山。”

　　“您有何遗憾呢？”记者问。

　　“能活到现在，没有遗憾。”老人握住记者的手，坚定、有力。

　　■主角：聂绍军

　　聂绍军，1916年4月出生，四川平昌县人。1933年10月参加红军。曾做过红四方面军文工团团员、宣传员。参加了长征，过川西、甘孜等地区，爬雪山、过草地。1937年，成为西路军成员，西征失败后，隐姓埋名返回巴中。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乡农协会主席、乡长。新中国成立后，当上了区长，后专门研究农作物，成为土质专家，多次被评为省劳模。1958年到北京开交流大会，受到毛主席、徐向前接见。

　　■长征往事

　　西征先遣队趁夜渡黄河

　　1936年初冬，西路红军来到甘肃省的黄河边，黄河水奔流咆哮。由于后勤保障跟不上，部队减员十分严重，有很多人已精疲力尽。30军先遣队侦察得知，敌人已在河对岸全面布防，沿河几十里重兵把守，只有虎豹口仅有敌人的两座碉堡，兵力不足20人，因此渡河地点选择在虎豹口。一天夜里，渡河先头连队在附近老百姓家找到木板用绳子连接好，几个战士潜入水中，将缆绳固定在对岸的一棵大树上。次日凌晨四时左右，冲锋号响起，部队在几十挺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拉着缆绳强渡黄河。渡河成功后，部队随即进行了整编，迅速向两翼扩展，连续歼灭敌人两个连，俘虏了部分敌军，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使红军士气大振，巩固了北上成果。

　　本版采写：本报特派四川记者陈祺

　　图：

　　穿上红军装，老红军聂绍军很神气。本报特派四川记者孙涛摄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