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关键时不能“失语”

　　在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对诸如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之类的做法尚不习惯。“新闻发言人”制度似乎也没有真正建立。于是，每遇突发事件，以及社会谣言爆炸性传播，处理起来就常常显得捉襟见肘、处处被动、力不从心。

　　上个月，松花江上游支流牤牛河发生化工污染事故。这本是一次小小的污染事故，而且事故从一开始就在政府的控制之中。但因为政府信息滞后，导致了哈尔滨市民的又一次

　　类似的事件还有一件。前些日子，网上疯狂传播“广东高州工商打死高考考生”的事件。说是一名家境贫寒的高考学子，为筹集大学学费，高考结束后与下岗在家的母亲上街摆小摊，被工商人员活活打死。一时激起全国网民的义愤，也给当地政府带来了极大压力。但是，最后调查却是一则谣言。那位高考学子只是与工商管理人员有了点冲突，活得好好的。（《人民日报》7月12日）

　　由此，我们不得不对政府在突发事件面前的表现感到遗撼。比如，松花江哈尔滨段未检测出污染物质，政府应赶在“小道消息”之前，提早发出“安民告示”，预防恐慌发生。政府信息透明，人们自然不会胡乱猜疑。比如，广东高州的谣言事件，政府的反应更是慢了半拍，一直等到假消息轰动了全国，才去调查公布真相，惩处肇事者，也为时太晚了。

　　那么，为什么在关键的时刻政府会“失语”了呢。

　　实事求是地说，现在各级政府对各种突发事件一般来说都是十分重视的。过去那种疲沓、消极的工作作风，以及满不在乎的官僚主义心态，已经很少见了。每一个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几乎都能见到当地最高行政长官在第一时间亲临现场。之所以仍然“失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就是我们多年形成的“求稳怕乱”的传统行政思维，以及担心“造成不良影响”的复杂心态。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稳定”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许多领导干部怕出事、不希望出事。特别是在不断强化“问责制”的新形势下，领导干部更担心出事后会被追究责任。一旦出现突发性事件，首先想到的就是把事情压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争取在自己的行政范围内悄悄妥善处理，不希望给上级添“麻烦”。因此，面对突发性事件，一些政府的选择往往不是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将真相广告社会和公众，而是采取封锁消息、低调处理的办法。但是在当今社会，百姓的民主意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以及媒体的嗅觉，和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已非“同日而语”。有些事情不但“纸里包不住火”，而且弄不好会让“火”越烧越大，最后引火烧身，不可收拾。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现代社会，人们对政府及官员的诚信要求，从来没有提到现在这样的高度。一旦失信，有意或无意欺骗了公众，不只是政府形象受损的问题，还会引来社会和整个公众的愤怒。

　　所以，危难时刻看担当。作为一个真正负责的政府，应该首先是一个诚实的政府。面对突发事件，正确的办法还是及时将有关信息公布出去，正确引导公众行为，争取百姓的理解支持，变被动为主动。其实，由于社会的进步和百姓整体素质的提高，现在人们对各种突发事件，无论在认识、判断，以及心理承受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他们中绝大多数相信政府的信息，理解支持政府采取的措施，甚至会主动参与配合政府的工作。尤其一些自然灾祸，以及一些不可预见的“人祸”的发生，老百姓是能够充分理解的，不会简单地看作政府的失职。如果处置及时果断，将灾害降到最小程度，老百姓还会翘大姆指。今年东南沿海发生的几次台风，特别是风暴最强的“桑美”，政府无论在信息发布，还是降低灾害程度上，都得到了百姓的认可。刚刚发生的“欣弗事件”，由于信息及时透明，政府行动有力，和上一次“亮菌甲素事件”的被动处置形成了鲜明对比。

　　实际上，在一些发达国家，不但形成完善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而且建立了严格的公共信息发布制度。人家每个政府部门都有专门的新闻发言人，传递政府的声音，构筑政府的形象，与社会媒体打交道。不像我们一些政府官员见了记者捂镜头或躲得无影无踪。只要不是国家机密，政府没有什么可对老百姓掩着盖着的。“911事件”后，政府对各种有可能对公众构成生命和健康威胁的信息更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尽管许多次都是“狼来了”，让百姓虚惊一场，但百姓对此宽容得很。他们认为这正反映了政府对百姓安危负责任。

　　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在该市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曾有一句精彩的话语：“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有一个透明的政府，一个有强烈新闻意识的政府，而且在关键时刻决不能失语的政府。”许市长的认识可谓深刻，深刻就深刻在他把“不能失语”看作是“和谐社会”的需要，是促进了社会的和谐，而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会造成社会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