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的真相总是来得如此传奇，这是最新的传奇版本：9月6日《新京报》消息，四川省成都市辖崇州市人民医院突然涌进了大量因腹泻、高烧而来就诊的学生，医院病床告急。崇州市实验小学约有1000名学生，多方证实9月1日中午在校进餐的学生大约有800人。但关于此次事件的具体生病人数、住院治疗和观察人数以及生病原因，崇州市各相关部门及官员一概遮遮掩掩，所提供的数据也与记者现场调查结果大相径庭，致使此次集体发病的人数成谜。
从血淋淋的大小矿难，到“碧利斯”等自然灾难，有伤亡的地方，似乎就有“害羞的真相”。从社会学意义上说，我们永远会遭遇信息不对等，但随着制度设计的完善、资讯手段的多元，只有滞后的真相、决不会有真正瞒天过海的谎言。崇州市有关部门对事件要么讳莫如深，要么一口咬定“45人”，但“45人”又如何让几个医院拥挤不堪呢？瞒报谎报之下，生命被置换成了安然秩序的假象，于是我们每次对事故的真相总是惯性得提心吊胆、满面忧伤——不知道又有那些名字从被警醒、被怜悯、被抚恤、被忏悔、被究责的名单上略去，而在错乱的社会价值观下某些权力依然可以以“逆监管”的姿态横扫真相的话语权：用权不受监督、失职不需担责。
说得残忍点，我倒不是很关心这次瞒报的真相究竟是45还是450，我更关心的是在瞒报丛生的制度序列里异化了怎样的信息传递土壤、以及还有没有关于瞒报的“下回分解”。古人说，流言止于智。老百姓不是天生的“破谎高手”，他们在“害羞的真相”面前天生具有制造流言的能力——这是无法被原罪的，它是民间的“信息反攻”：是以夸大的失实的信息信号刺激上层建筑的信息纠偏。如果职能部门能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坦诚发布相关信息，尊重公众的知情权，流言就失去了流传价值和疯狂能力。
为什么有人胆敢在流言的破坏性和真相的稳定性博弈中选择了“隐瞒”的“最次策略”呢？一是，“瞒报”可能早以成为逃避责任的“诺亚方舟”，小事故私了不报、中事故少报，到了真正的大事故，“瞒报”就成了惯性选择，所以逻辑上讲，每次的重大真相被遮掩的背后，一定有众多大大小小的谎言在奠基、在练胆；二是瞒报得逞的制度环境非常优异，真相抵达民间的通道被嵌入多种“反真相”的制度栅栏。次前，国务院刚发布实施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其中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作了明确的规定，包括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等情形的处理，甚至刑法修订也关注了瞒报的刑事责任问题，但事实呢——连民间都瞒不好的谎言如何能瞒住层级繁复的监管的呢？这个问题太诡异了，说白了，在刚性的惩戒机制面前，监管的执行力让良法成了纸上兵器。于是谎言的成本异常低廉，加上个别非理性表象制度的催化——譬如此案例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透露：此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受害者如果超过百人，当年政府的目标考核将被一票否决”——瞒报的澎湃动力和低廉成本自然让某些人欲罢不能。
我想起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晚年的忏悔：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还是没有出声，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为我发声。每一个“害羞的真相”背后都有一群“低成本的谎言”，而我们对“谎言”的纵容和麻木也许是另一种可怕的“自戕”。
稿源：红网 作者：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