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公安部在新修订并颁布施行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规定，公安机关在作出针对个人2000元以上罚款或者针对单位万元以上罚款等决定之前，违法嫌疑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听证由公安机关法制部门组织实施。
显然，公安部修改完善的这个办案程序规定，就是要让社会文明、法制天条所搭建的体系更和谐完善，更坚实厚重。这样的规定是法治的进步。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存在着两点疑问：
其一，听证由公安机关组织实施，这样会不会让听证成为“走场秀”？自己内部的民警要处罚某嫌疑人2000元罚款，现在自家人摆出桌椅组织实施听证，这不免让部分人对听证能否权威公正担心。
其二，组织听证需要花费一定的听证成本，此规定中未提及“谁出钱”这个敏感问题，如果是公安机关解决，相信于此在全国将会产生一笔不菲的财政支出，不仅纳税人不一定高兴，说不定公安部门也不愿意。那么，这笔或许不低的“听证费”，会不会被有的地方过量且强行地转嫁到嫌疑人或被罚单位头上？如此，个人和单位就会作一番利益权衡，作为单位，可能在“赢得听证”的信心导引下，去付诸花几千听证费少出几千罚款的行动；而单个公民在为2000元叫板前，就不得不忌惮这里面太多的风险成分。最终，会不会导致听证虽好，却少有人去触及，甚至谈“听证”色变的状况？
不必讳言，一些地方的执法确实有向“执法经济”靠拢的迹象。在这种背景下，规范办案程序，不仅要有原则性的规定，还应该尽可能地多考虑一些可操可控的具体细节，让这个人性化的规定，产生人性化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