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看到的洋义工

　　本报记者 王辛娜

　　《献身公益：我们是义工》见报以来，一些在深圳、广州、上海等地做义工的哈尔滨人纷纷致电本报，为家乡出现越来越多的热爱公益事业的人而欣喜；还有一些从国外归来的哈尔滨人，向记者讲述了他们所看到的国外义工。

　　在澳大利亚，做义工是学生生活的一部分，曾在澳大利亚留学的顾扬说，他自己就有8年的义工经历。一次，他和澳大利亚同学去济南市孤儿院做义工，遇到了21岁的德国小伙儿马克。马克给顾扬带来了强烈的心灵震撼：来中国前，马克在德国做康复师，薪水很高，但自从他在互联网上看到了中国希望工程的报道后，毅然辞去高薪工作，带着积攒了7年的生活费，来到中国山东的孤儿院做义工。无论他走到哪里，身边总有一些孩子蜜蜂似的围着他转，马克每天都会用不大流利的中文给孩子们讲故事。

　　“说实话，很多时候我都被孩子们身上的汗味熏得反胃，也被他们吵得有点儿心烦。”顾扬实话实说，但马克总是抱着孩子们，一个一个地帮他们洗澡。一次，有个小女孩在玩耍时忽然从一楼平台跌到满是泥沙的水泥地上，手和胳膊都磕破了，泥土和血掺杂在一起。晕血的马克二话没说，便将小女孩抱起来，用嘴一点一点地吸出她伤口里的泥沙。几分钟后，当小女孩的伤口被吸干净时，马克一下子晕倒在地。在一旁的中国义工匆忙将晕血的马克抬到医务室，大家都禁不住流下了敬佩的泪水。

　　德国小伙放弃高薪

　　为中国孤儿做义工

　　在2001年震惊全球的“9·11”恐怖事件中，刘晓琳是成千上万名义工中的一员，她参加过抢救伤员、救火及善后工作。目前，在美国呆了6年的刘晓琳已累计做义工1000多个小时。

　　回国探亲的刘晓琳对记者说：“初到美国，如果没遇到义工，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2000年，刘晓琳独自来到美国芝加哥。下飞机后，她在机场等了两个小时，也没看见有人来接她，一句英文都不会说的刘晓琳当时急哭了。

　　“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我是不是可以帮助你？”熟悉的“乡音”忽然在刘晓琳耳边响起，她惊奇地发现，一位漂亮的外国女子正关切地看着她。“中介帮我联系的那户寄宿人家没按约定到机场接我，我英语不好，被困在这里了。”刘晓琳急切地说。“请问，你有寄宿那户人家的地址和电话吗？”“对不起，我没有！”刘晓琳说。外国女青年随即翻出自己的电话卡，递给刘晓琳，说：“今天如果联系不上中介，你很可能要在机场过夜，给家里打个电话吧。”晚上10点多钟，刘晓琳的母亲终于和中介取得联系，刘晓琳被接出机场。

　　刘晓琳一直记得，当她问外国姑娘的名字时，姑娘微笑着说：“就叫我义工吧。”后来，在美国芝加哥的飞机场，常常会有位中国女孩举着一块用中文、英文、法文、日文、韩文等多国语言写下的牌子：“请你在机场等着，我这就开车送你到你寄宿的人家！”这是刘晓琳在免费为初来乍到的

　　美国义工感动了她 受助者变成助人者

　　在英国，据说最年长的义工是93岁高龄的安娜。她住在圣地亚哥，身体健康，唯一的嗜好是帮助他人。谈起这么大年纪为什么还要做义工，安娜的话让身在他乡的徐达开异常感动：“我已经老了，再不做些事就没机会了。”

　　安娜是哈尔滨小伙子徐达开在伦敦的邻居，每天早上7点多钟，徐达开就会听到拐杖的“咚咚”声，这是安娜奶奶又去马路边做义工了。

　　徐达开印象最深的是一个9月的早晨，下起了阵雨，徐达开劝患重感冒的安娜暂时不要去做义工，固执的安娜并没有听劝，她穿上带有灰色反光条的外衣，拎着尿袋一步一步、缓缓地朝自家附近的马路走去———那里是她10多年来一直没有缺席的地方。只要一看到有老人或孩子过马路，安娜便会不断晃动手中标有“stop”的牌子，“露西，你要慢点走，杰克别摔倒！”安娜不断呼唤着孩子们的名字，生怕他们出现什么闪失。安娜常说：“我不看着孩子们过马路，就始终不能放心。”寒风中，站在马路边上的安娜，手冻得又红又肿。

　　英国93岁患病奶奶

　　提着尿袋输导交通

　　留学日本的邹长耐到大阪不久，便兴冲冲地来到离住所最近的一个“义工教室”学习日语。所谓“义工教室”，就是日本志愿者教外国人日语的固定场所。那里的义工基本上是由四五十岁的家庭主妇组成的。起初，邹长耐还曾拒绝过义工晴子的帮助，他觉得，这些女性高中毕业后就结婚，不会有什么扎实的知识。

　　一个月后，晴子买来昂贵的语言学习书和磁带，送给了邹长耐，并一个字一个字地教邹长耐读写。因为沟通困难，晴子的嗓子都说哑了。半年后，邹长耐通过了日语考试，顺利进入大学读书。

　　邹长耐对记者说：“我非常感谢晴子阿姨对我的关照。”

　　日本阿姨教留学生

　　极度耐心嗓子喊哑

　　－－稿件来自《新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