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修订后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在作出针对个人2000元以上罚款等处罚决定之前，违法嫌疑人可要求举行听证。而公安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告知违法嫌疑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很明显，上述公安机关行政案件办案程序的改进，是对1996年颁布实施的《行政处罚法》中相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具体落实和细化，因为该法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
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虽然，从时间上看，这一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确立，不乏姗姗来迟的意味，但其对于行政执法所昭示的进步价值，笔者以为，仍然值得赞赏。因为，所谓行政处罚听证，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对于受处罚人而言，其实就是为其提供了一个可以有效保障自身权利、抗辩对自己不利指控的场所；而对于行政处罚主体———执法者来说，听证则是一种权力制约机制———从程序上规范行政执法权可能存在的滥用。保障权利而约束权力，这样的处罚听证，无疑彰显了公安机关行政执法过程的法治内涵。
不过，赞赏这种进步的同时，对于行政处罚听证，我认为，还有进一步的可期待之处，或者说，此一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站在法治完善的角度，仍有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地方。
如在行政组织、主持者方面。依据上述《程序规定》，“听证由公安机关法制部门组织实施”，虽然，应当承认，公安机关的法制部门与具体办案部门并不就是一回事，但二者—————听证组织者与执法当事人毕竟同属一个部门，有着不可避免的利益关联。这种情况下，听政组织主持者是否具有足够的中立性，并据此保证听证的公平性，就难免令人担心了。
近年来，许多行政管理领域，听证会已举行不少，但在如何保证听证的效力，也即怎样确保听证具有切实规范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能力方面，依然缺乏足够的相关制度安排。于是，现实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听证时热闹非凡，听证后却没了下文，听证之前是怎样的决定，事后还是怎样的决定，最终使听证流于形式。我们期待，“个人被罚2000可听证”要确实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