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群体性事件理念的新进展(下)

　　灾害风险管理

　　段华明王金豹

　　克服重人治倾向，纳入法治化轨道。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解决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只依靠政策、会议、决议的方式，处理群体性事件也往往看重领导的

　　处理群体性事件，“还是法制靠得住。”(邓小平)法律法规的规范和有序，使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既体现科学性，又具有权威性。法治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方略，注重把处理群体性事件纳入法治化轨道:一是制定与颁布处理群体性事件的专门法律法规。2000年颁布了《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在《刑法》、《集会游行示威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增加了有关群体性事件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二是加强法制宣传。进行普法教育，增强广大群众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提高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认识，学会依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三是增强依法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理念，力戒以权代法。要求党政领导干部提高法律知识，依法行政，不要随便批示，既便批示，也要纳入法律和程序。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如依照法定程序调动警力、使用警械和武器、采取强制措施等，避免使矛盾进一步激化。

　　改变事后应对的被动，突出事前预防。群体性事件总会有一个酝酿、发作的过程，真正“突发”的并不多。有的事前已有苗头，有的有明显的群体活动，有的出现集体上访，有的发出群体聚集的信息。可是在较长一段时间，我们缺乏信息预警与应急机制。对群体性事件，只是发作后应对，缺乏防范，很多时候措手不及，处理比较被动。事件爆发后临时组建指挥部，效率明显不高。群体性事件往往会带来连锁反应，损害随时间推移成几何级数增长。处理群体性事件宜早不宜晚，宜快不宜慢。

　　现在强调树立积极预防的思想，努力把群体性事件消弭在酝酿之时和萌芽状态。首先，信息预警与应急机制。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2006年颁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其中一项就是“群体性事件处置预案”。各省市区完成了总体应急预案的编制。其次，把握规律，做好提前防范工作。一般说来，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多发生在秋季税费征收和夏季抗旱期间；城市的群体性事件多发在企业改制、破产和房屋拆迁之时；邪教组织的聚集滋事活动在农村多发在农闲时节，城市则多发在敏感日期。把握这样的规律，就可以主动出击。再次，重心下沉，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要求党政主要领导定期到基层蹲点、调研，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变被动受理为主动排查，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争取将社会矛盾消除在初始，化解在基层，解决在体制之内。

　　改变重民轻官的积习，初步形成官员责任追查制度。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党政部门自身工作出现问题。毛泽东在1956年这样分析:学生、工人闹事“主要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刘少奇认为群众起来闹事，“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造成的”。因此，要“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结合党政部门自身建设来提高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性。

　　如今，地方政府官员作风不正、自身腐败，怠于履行职责等，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为强化工作责任心，改进工作作风，以问责制为主的责任追查制度开始形成。首先，问责制开始作为处理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机制正式启动，并成为常态。自2003年“非典”实施问责制以来，一批官员因失职而丢官，包括卫生部前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前市长孟学农、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解振华等。其次，在群体性事件的官员责任追查方面，改变了过去重党纪政纪处分的倾向，加大对相关责任人法律制裁的力度。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现代化战略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