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学”与“女教”

　　女性观察

　　王宏维

　　在封建时代“男尊女卑”的性别不平等秩序下，中国女性长期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到明代末叶，社会上更形成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谚语。对此，陈东原曾在其《中国

　　然而，无“女学”却有“女教”，即在家庭中以“三从四德”封建礼教的那一套对女性进行教化规范，迫使女性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上符合不平等性别制度的要求，心甘情愿接受自己的卑微地位。因此，“女教”也被称为“阃内教育”——以对家庭生活规训和技巧为核心的教育，这与进入学校学习、系统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并获得自我发展，可说完全是两码事。对于封建社会女性的这一不平等遭遇，以“有教无学”概括，不仅适当，且体现对性别压迫的批判。

　　基于以上这些状况，在传统文化背景下对封建教育制度及相关的科举、私塾等等开展评价时，亦绝对不可回避女性遭受压迫和排斥这一弊端。从女性主义立场看，这种剥夺了一半人教育权的不平等制度必须受到彻底批判，与之相关的种种不良观念也应当被彻底清除。还须看到的是，对女性教育权的剥夺既是对她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剥夺，并且是与维护“尊卑有序”的封建统治制度直接联系在一起，因此也就必定与现代人权思想和社会民主、平等理念的推进背道而驰的。若缺少从性别平等和现代民主出发的分析批判，不仅评价难以中肯，还极有可能酿成思想混乱，造成性别不平等观念的死灰复燃。如近来兴起的“现代私塾”中，就有报道指湖北某私塾“先生”全体女扮男装上场、学生则一律扮做汉装男童的情况，“重演”了封建私塾将女性排斥于教育之外的场景。即使只是游戏的性质，但在4岁—6岁的孩子心目中又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呢？甚至还有通过电视转播的“世界读经大会”，年仅几岁的孩子在不解其意的情况下被安排齐声背诵:“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孔子《论语·阳货》)当有记者询问含义时，孩子们只是摇摇头。虽稚音清纯悦耳，却使闻者心情沉重。

　　“女教”的产生及绵延是维护父权制及其统治的需要，因此随封建社会历经了上千年。父权制既不允许女性上学、却又力图迫使女性受制于“尊卑有序”、“男尊女卑”的封建等级制度，“女教”便应运而生。经历代演进，也编写流传下来了一些“教材”，有《烈女传》、《女孝经》、《女训》等等，内容大同小异，故陈东原指统统是以“事夫主义”为其教育目的的。其中，有一本与孔子著《论语》的题目相仿，是唐代若莘编写的《女论语》，其意在“敬戒相承，教训女子”，使她们能成为“贤妇”。《女论语》将女性的活动范围完全框定在家庭之中，对女性的行为举止规定得十分详细具体，要求“凡为女子，当知礼数”，“行莫回头，语莫掀唇”，且“不谈私语，不听淫音”，对待丈夫则须“将夫比天，其义匪轻”，还要做到“九烈三贞，名标青史”。这些“女教”的“教材”不仅文字粗浅直白、事理亦局限于日常家庭生活的教训，谈不上有什么正式的教学形式、教学计划，更不讲究教学方法、成绩考核，被《中国妇女生活史》描绘为:“识字无专督，信口颂诗书”。

　　清代“女教”极盛，女性遭受封建制度的摧残亦达极度。然而，此时也出现了一些对女性不平等遭遇极为同情的有识人士。如撰写《镜花缘》的小说家李汝珍就提出:“天地英华原不择人而畀”，“况今日灵秀不钟于男子”。他不仅承认男女的智慧平等，还公开主张女子应当同男子一样的读书、一样的开科考。这在当时可是十分大胆的主张。虽“女子无才便是德”仍盛传于社会，但突破“女教”束缚、进入私塾学习的女子却渐渐多了起来。《训学良规》曾经记载:“有女弟子从学者、识字、读弟子规，与男子同。更读小学一部，女四书一部，吕氏规范一部。”学习方法也从“信口颂诗书”，改为由教师“勤与讲说，使明大义。”但对女弟子的要求仍低于男生，“只须文理略通，字迹清楚，能作家书足矣。”而有意思的是，因私塾之多了女弟子，男生有过接受惩罚的方式也改变了，不再“责臀”、即不打屁股了。还规定男生“不得与之嬉戏”。若女弟子已过10岁，而男教师未过50岁，就认为不宜教之，等等。

　　尔后，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大变迁时代的到来，不仅“女教”遭到了灭顶之灾，私塾也很快衰败。“办新学”、“兴女学”开始为中国人高呼，并成为那一时期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行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