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金岭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日前报道，江西省遂川县衙前镇为了迎接上级的一个参观团，规定凡是公路旁有碍观瞻的厨房、厕所、牛棚猪圈等建筑都要在参观团到来之前完成拆迁改造，这加重了不少村民的负担。该镇一村委会负责人介绍，在参观团到来之前，这个200来户的村子在短短两个月内共拆掉了800多座有碍观瞻的厨房、厕所、牛棚猪圈等建筑
，一些家境困难的村民为此还借了债。报道说，建设新农村、改变村容村貌应从实际出发，而部分村民则要靠借钱改变“村容村貌”，对此，有人说，这其实是“面子工程”。诚哉斯言！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宏伟构想，承载着中国农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但好端端的新农村建设，何以被遂川县衙前镇弄成这个样子？那位当地镇里的官员说得再明白不过：新农村建设应该发展生产，但发展生产一两个月内见不到效果，而这样拆建效果明显。原来这些乡镇官员要的是粉饰政绩的明显“效果”，而根本不是农民的幸福。说到底，那些被迫拆迁改造家园的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被有畸形政绩需求的乡镇官员取代了。
自从新农村建设提上日程之后，一些地方的官员和村干部就以学习韩国“新村运动”为名赴韩考察，想从中学点什么。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韩国“新村运动”，使韩国成为从传统农业国向新兴工业国转变的成功典型。阅读韩国“新村运动”的历史，便能发现其核心经验之一，就是最大限度地尊重农民、理解农民，在尊重和理解中调动农民参与“新村运动”的积极性。比如，在当时的总统朴正熙的推动下，韩国的官员和精英阶层努力接近农民、了解农民、理解农民，尊重农民在“新村运动”中的主体地位，而不是让农民反过来去理解官员。韩国当时的政府内阁成员和副部长们放弃了夏季休假，与村庄领导人一起参加“新村运动”的培训，和村庄领导人一起散步，在同一个食堂吃饭，并从村庄领导人那里倾听新村建设的成功故事，设身处地了解农民的需求和愿望。农民的观念一时还无法和精英阶层相比，但韩国“新村运动”的推动者们并没有搞强迫命令那一套，为了调动农民参与新村建设的积极性，政府资助的钢筋和水泥更多地给了那些村民参与程度高的村庄，以激励落后村庄的村民广泛参与新村建设。中韩两国的发展路径不同，政治文化生态不同，照抄照搬是不可能的，但对农民发展权的尊重却是可以学的。
中央领导多次强调新农村建设要尊重农民的自主权，不允许强迫性的大拆大建，这既体现了对农民发展权的尊重，也体现出现代政府对公共权力边界的清醒认识。但江西这个镇的做法，不但不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也是一种基层政府的“越权”行为。我们知道，村民自治之后，作为自治单位的村庄和乡镇政府的关系，已经不是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权利义务明确的法律关系，乡镇政府根本无权如此深入地介入到村庄的事务中去。
如此摆布粉饰政绩的游戏，且把尚处在贫困中的农民当成工具，实在令人发指！这堪称新农村建设中一个极端恶劣的反面典型。不尊重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对行政权力的边界没有清醒的认识，是摆布农民粉饰政绩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