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狩猎权停拍：商业信誉大于社会公信？

　　国家林业局原定8月13日在成都举办的中国首次“野生动物狩猎权”拍卖活动，因为公众的反对，在8月11日被紧急“暂停”。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产业管理处的曹良处长对此非常惋惜。他不无遗憾地说，“今年拍卖狩猎权这事，是我们对外国猎人违约，我们丧失的是信誉。”他认为，“媒体和公众用无知的舆论让合法的事情停止，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曹良几乎一字一顿说，他决不同意拍卖暂停是“公众舆论的胜利”。（9月7日《青年周末》）

　　“无知的舆论让合法的事情停止”，这就是所谓“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专家，对狩猎权停拍事件的全部评价。我们看不到野生动物“娘家人”对野生动物的一丝保护和关怀之意，以及面对舆论批判一丁点的理性反思之态，有的只是经济利益诱惑下隐藏不住的刀光和如丧钟般的枪鸣，其中透露出浓浓的金钱迷恋和狂妄的精英自负。

　　不错，拍卖野生动物狩猎权之所以引起渲染大波，一开始固然可能受了“4万美元可以射杀一头野牦牛、1万美元能猎获一头盘羊”、“只对外国人开放”之类新闻字眼的刺激，但是公众和舆论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仅仅停留于情绪的宣泄，理性的分析和评论随之不断涌现，业内专家也纷纷加入进来。从而使拍卖狩猎权事件的性质，从道德层面的“公众道德不能接受”升级为法律层面的“国家法律不能容忍”，有律师还为此起诉了国家林业局。——舆论“无知”在哪里？拍卖狩猎权又“合法”在哪里？

　　正如专家所言，拍卖狩猎权其实是故意混淆“猎捕”和“狩猎”概念，“猎捕”并不包括“杀害”，是不能够打死的，只能理解为活捉。因此拍卖狩猎权是涉嫌违法的。何况，就算是“猎捕”，法律对可以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规定也是：“为调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和结构，经科学论证必须猎捕的”。那么，所谓“科学论证”有没有进行呢？是自己一边拍卖一边进行的，还是聘请另外的独立机构进行的？

　　尽管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承认拍卖暂停是“公众舆论的胜利”，但在事实上，无论是从保护野生动物的角度，还是从维护法律尊严的角度，抑或从保护公共资源的角度，“停拍”都是公共舆论对错误行为的一次胜利矫正。

　　野生动物是全体国民共有的财产，谁也没有权力将之私自售予外国人并谋取商业利益——即使公开拍卖也是“私自售予”，因为并没有经过公众的许可。诚然，停拍是对外国猎人的失信，但对于违法行为果断叫停本是“国际惯例”，因此并不丢人。问题是，遭到损失的又何止商业信誉呢？对外国猎人的失信，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业问题，可以通过商业的和法律的途径解决；那么，政府机构的公信力呢？难道不重要吗？在公众心目中受到挫伤的政府公信力，又该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够弥补？

　　商业信誉与社会公信哪个更重要？这本来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但是“保护”野生动物的人却似乎并不清楚。需要注意的是，政府机构是一个公共服务组织，而不是一个商业营利机构，它最应该关注的是自己的社会公信力，而不是什么商业信誉。对国人失公信比对外国人失商信，问题要严重千万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