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影视的附庸？

　　一年一度的奥斯卡奖是电影界的盛宴，但在今年的奥斯卡奖获奖作品中，人们发现“艺术的长子”文学的影子频频闪现其中：《断背山》、《纳尼亚》、《金刚》、《艺妓回忆录》……它们的身后都藏着一部小说原作。《断背山》赢得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和最佳改编剧本奖，它改编自安妮·普鲁尔的同名短篇小说；《艺妓回忆录》则改编自阿瑟·戈登的同名畅销小说；《全职园丁》，则出自约翰·勒卡雷的同名小说，皮卡伯格的《慕尼黑》也是在乔治·乔纳斯的《复仇：以色列反恐部队纪实》一书的基础上拍成，而获最佳外语片奖

　　小说和电影的关系恐怕是有史以来最为密切的了，在这个图片影像盛行的“读图”和娱乐时代里，这样的消息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充其量是为某些事实提供一个新的注脚而已。

　　应该说，从人的接受习惯来看，“读图”更符合人的知觉本性，更为“人性”，图像直观而信息丰富，而读书则需要调动记忆和联想，将文字“翻译”成具体的形象，两者比较，读书比起看电影电视来要更“累”些。所以，电影电视出现以来，文学的生存境地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近年来，影视文化的兴盛更是将文学一步步逼入“附庸”和随从跟班的境地。

　　从早期的吸血鬼、怪物弗兰肯等等恐怖小说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乱世佳人》），从到约瑟夫·海勒的后现代主义作品《第二十二条军规》，到当下的“票房印钞机”《哈利·波特》、《指环王》……国内的更不用说，从钱钟书的《围城》、叶辛的《孽债》到张艺谋的系列成名作。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受到电影青睐之前，它们都很寂寞，之所以能为更广泛范围内的人所熟知，全靠用自身的一张旧船票登上了影视的这艘客船，搭了个顺风顺水。这与早些年的状况正好相反。别的不说，当年张艺谋的片子拍一个红一个，其创作素材的来源均是“当红”的一些文学作品，从《红高粱》到《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再到《一个都不能少》莫不如此。他一度甚至想把全国一部分优秀作家给“包”下来，专门给他生产，搞个创作垄断。然而，时过境迁好景不在，从先前影视资源的出产地到现如今影视顺风车的搭乘者，文学，这个艺术的长子正在渐渐地走离大众的视野，没有影视的宠幸，文学就将独守寂寞，甚至“老去枯萎”。

　　现在传媒把影视界、出版界一荣俱荣，相依相生的现象说成是文化的互动，某种意义上是给文学面子，这其中文学更多的是“被动”，因为它已经无力左右影视。有人担心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影视完全踢开文学“闹革命”，而文学只能进一步沦为影视的附庸？这样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其端倪已在出版界初现：有的出版社练就了一手“察言观色”的本领，对大众的阅读兴趣了如指掌，一旦某个影视作品红了起来，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有关的书籍、音像制品很快就会出现在文化市场。选题撞车、盲目跟风、内容雷同等现象屡见不鲜。而由文学单独策动的大众文化热点却凤毛麟角。

　　文学的式微固然有时代及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但其自身精神的衰落也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小说创作，精神资源和思想和穿透力的贫乏，对人性关注的漠视与淡化，生活占有与创作之间的失调等等，都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读者“份额”。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里，生存的竞争和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激烈和艰难。就文学而言，电视、电脑、网络这些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先锋者已经和正在成为它强有力的挑战者，在它们的夹击和排挤下，文学的生存空间已显逼仄。越来越多文化事件由这些强势媒体来发动，文学已开始从前台隐退幕后。当然，无端的担忧也是不必要的，新生媒体的功能如果不能完全覆盖旧有媒体，那么，旧有媒体就不可能被刷新。图像化和数字化固然异常快捷灵便，但它们永远不可能取代语言的无边想象力。文学对情感世界的描摹，对诗意情怀的抒写，对道德、温情和良知的呼唤以及对人类思想的挖掘，对生活和生命体验的深刻把握都是其他媒体所不能为的。但是我们无法预知将来：不断进步的技术会不会制造出一个文学的“终结者”？

　　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的最高准则，市场经济社会里，何为“适”，如何“适”，应当是文学和所有关注文学的人所应该关注的一个严峻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