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长三角的一道坎？（猜想长三角2006（十一））

　　胡建华

　　李阳育摄

　　沪苏浙都选择在最近调整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均为750元——如此不约而同，或许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向深度推进的一个标志。

　　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亟待提升产业层次的长三角来说，是一个明确信号：靠传统的土地、劳动力低成本维持粗放型增长模式，这条路会越来越窄

　　算上单位支付的社保及公积金，上海月最低工资接近千元，全国最高

　　上海、浙江、江苏相继推出新的最低工资标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再添新的“标志物”。

　　从9月1日起，上海市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由现行的690元提高到750元，小时工最低工资标准由6元提高到6．5元。

　　有报道说，虽然750元月最低工资标准低于深圳市的810元，但由于上海市为实得收入，个人应缴纳的基本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由单位另行支付，经过计算，上海市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接近1000元，为全国最高。

　　同一天，浙江省政府通知，该省将最低月工资标准最高档提升到750元。这是12年来浙江第8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新的标准分四档：540元、620元、670元和750元，每档比调整前增加50—80元。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分别调高为4．6元、5．3元、5．7元和6．4元，增加0．4—0．7元不等。最低工资中包括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

　　3天后，江苏省传出消息：省政府常务会议决定，提高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分三类地区确定，一类地区由原690元调整为750元，二类地区由原550元调整为620元，原三类地区480元、四类地区400元合并调整为520元。

　　这样的“不约而同”，或许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向深度推进的一个标志。

　　当然，这并非沪苏浙三省市的“自选动作”，而是一次全国性统一行动。今年以来，吉林、海南、广东、福建等多个省份先后调整了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安徽、辽宁等地也在积极酝酿。

　　关键说之一：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关键在维护农民工权益，缓解农民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宋林飞认为，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乃大势所趋。

　　中央决策层一直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

　　5月，有学者语出惊人：按规定，职工最低工资应达当地月平均工资的40％—60％。但全国无一省市区达到这一国家标准。

　　很快，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人士出面修正，指出“月平均工资只是制定最低工资水平的参考因素之一”，全国没有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

　　不过，全国总工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如果对照“月平均工资40％—60％”的标准，绝大多数地区的最低工资确实没有达到。同时，部分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不及时，少数地区没有制定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没有将劳动者的“三险一金”纳入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考虑因素，一些用人单位以实行计件工资为由，拒绝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利用提高劳动定额，变相降低工资水平。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贯彻中央关于收入分配的精神，按照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要求而采取的措施。”宋林飞指出，就长三角而言，城镇居民收入不断提高，比如江苏，最近几年年均增长都在10％以上，最低工资标准应当随之提高，这是“势所必然”。

　　他认为，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主要指向的是农民工。简而言之，工资水平太低，农民工就不愿意来。珠三角曾出现的“民工荒”就是明证。长三角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民工荒”。“我们一直在讲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农民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农民的收入如何增加？提高打工收入很重要。”

　　“劳动力成本低廉”，一直被视为招商引资的主要优势。最低工资涨了，劳动力成本高了，会影响投资环境吗？宋林飞认为，大可不必担心：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这一点点，不会对劳动力成本优势构成冲击。在长三角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要说“投资环境”，宋林飞认为，恰恰应该反过来理解。按照一些国际劳工组织要求，职工应该得到合适的待遇。企业的社会责任已有相应的国际标准，比如ＳＡ8000。ＳＡ8000是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其含义是“社会责任标准”，规定企业必须承担对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对工作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薪酬、工会权利等都作了明确要求。中国企业能否履行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将成为外商考量“投资环境”的重要方面。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单纯把“劳动力价格低廉”视为独特优势。善待员工，给予员工合理待遇，是更值得推崇的“投资环境”。

　　关键说之二：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能否促进长三角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看地方政府能否积极主动应对

　　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文谈到，今年7月，在讨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广东的影响时，有学者提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有利于广东产业结构升级——广东经济要继续保持竞争优势，产业结构必须升级，不能再靠大量低工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要靠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创新。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有利于引导企业朝这一方向发展，增强竞争力。

　　有学者分析，对投资者而言，工资水平只是投资环境的一方面，产业集群和产业链条的发育程度等已越来越重要，广东这方面的优势相当明显，受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影响也不大。

　　有人认为，这样的说法有些“夸大其词”。一位学者说，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解决的主要是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工不同酬的问题，落实中央关于收入分配的精神，“对于提升产业层次作用恐怕有限”。

　　但是，更多的专家不这样认为。

　　“这样想是消极的。”杨建文认为，最低工资调整，恰恰是长三角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节点”，能否掌握好这个关节点，至关重要。

　　他分析说，表面上看，这意味着商务成本增加；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地方政府顺势而为，淘汰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培育一批新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能使长三角产业走向一个新的高度，进入良性循环。

　　“当然，也会出现另一种情况：传统产业维持不下去，但替代产业没有及时形成。关键看政府如何作为。这个关节点能否把握好，是对执政能力的考验。处理好了，长三角产业结构会跃上新台阶。”

　　杨建文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一定要把眼光放得远一些，长三角未来的发展，不能再建立在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和税收成本之上了。

　　他认为，在长三角一些地区，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采取消极和被动态度。土地不够用了、能源紧张了，才想起调整经济结构。平时则依然故我。这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虽是贯彻中央精神，但在具体操作上，地方政府同样有主动和被动、积极和消极之分。“如果不以为然，会贻误战机，错过提升产业结构良机。”

　　专家指出，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也要求长三角地区必须抓住时机，尽快“转身”。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产业转移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第一阶段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这些产业的层次往往不高：接着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移；现在，随着高层次的制造业转移，服务业外资、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外资大举进入。这对于长三角而言，是重要的发展机遇。

　　“无论从内在要求还是外部条件看，长三角转变增长方式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杨建文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是一句空话，而是非常现实的重大课题。“必须未雨绸缪。说涨了一点工资有什么关系？这种态度不可取。就好比开车，必须有预见性，等到感觉有问题了，再调整方向可能已经来不及。”

　　关键说之三：

　　调整产业结构，关键是让企业有压力。与土地和能源的制约一样，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种倒逼机制

　　在杨建文看来，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对长三角来说是一道坎，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能否把握好这个关节点，关键在地方政府。

　　浙江省委党校教育长盛世豪同样认为，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意义不可小觑。不过，他更看重企业如何动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地方政府可以正面引导，但企业发展更多的是利益导向，也就是企业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发展什么产业，主要看有无足够的利润空间支撑其发展。有利润空间，不管产业层次高低，很多企业都会去做。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不能空喊调整产业结构，而是要从利益机制上引导企业，使之感到创新压力。”

　　盛世豪说，目前，土地制约和能源制约对企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原来的发展老路走不通了，惟有转变增长方式，提升产业水平。但倒逼机制主要作用于“存量部分”，即已有的企业。对“增量部分”，也就是新的投资如何调控？他认为，劳动力成本提升同样可以形成一种倒逼机制。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证了农民工利益，更重要的是，迫使那些传统行业调整产业结构。劳动力成本增加了，要继续生存和发展，别无它途，就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这样才可能有更大的利润空间。如果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不能承受这样的劳动力成本，只能说明它们不适合在长三角地区发展，必须转移。这与国际制造业转移是同样道理。”盛世豪说。

　　他认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还有利于长三角企业吸引更高层次的劳动力。“劳动力总是往收入高的地方跑。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有更多劳动力向这里流动，长三角企业可以选择更多高素质劳动力，促进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沪苏浙三省市都提出要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这首先就要求劳动力素质一流。“一流的劳动力从哪里来呢？必须要有‘一流’的工资。否则，人家凭什么到这里来？”

　　这会否影响商务成本？学者普遍表示“不用担心”。盛世豪说，不同层次的产业，劳动力成本本来不一样，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力成本肯定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对较低。“商务成本，更重要的不是‘硬成本’，而是创业成本、政府效率、融资成本、交易成本这些‘软成本’，对产业层次较高的企业尤为重要。”

　　这一点，从前不久发布的《上海外商投资环境白皮书》中可以得到印证。在一项“上海商务成本中哪项支出过高”的调查中，54．0％的答问者认为，上海楼市租金过高，44．1％的答问者认为，土地价格过高，38．0％的答问者认为，人力报酬较高——人力报酬不是影响上海商务成本的首要因素。

　　由此看来，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亟待提升产业层次的长三角来说，是一个明确信号：靠传统的土地、劳动力低成本维持原来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这条路越来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