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点化了大师的一生

　　编者按随着一个个大学问家的仙逝，学术界频频有人感叹“大师凋零”。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孩子的成才，需要润物细无声的师恩哺育，一代大师的诞生，需要前辈言传身教的提携。教师节来临之际，本版特刊出季羡林、李政道、杨福家等几位学术大家追忆自己恩师的文章或报道，希冀与读者一起，去探寻深深感召和影响着后来者的老一代学问家的

　　李政道：费米老师帮我亲制计算尺

　　本报记者王磊

　　快过80岁生日的李政道，每次站在演讲台上，总要深情地谈到他的老师费米。在这次“2006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他再次郑重地提及这个话题。多年来，李政道不厌其烦地宣讲他的教育理论——要培养基础科学最顶尖的人才，没有捷径，而是需要“一对一”的言传身教。

　　这位1957年就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老人，在教书育人方面似乎格外“保守”——他坚持认为，培养人才不能只依靠课堂教育和高科技工具。他曾批评说：现在是信息时代，但不要以为联上因特网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因特网之类的高科技工具确实可以很快地传递“信息”，但“信息”不是简单的“理解”。“许多人都以为只要有了高科技工具，信息就都有了，一点鼠标就出来了，这实际上是误导。”

　　李政道强调，要培养能创新的科学人才，必须要有良师的指导和一段密切的“师生共同研究过程”。因为，基础研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方法，而这“必须是老师一对一地带着学生一块儿做研究”，才能潜移默化传授的。

　　李政道的恩师费米，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大师。他在发明核反应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影响了20世纪科技史，他最先在基础理论上有所突破，随后又亲自指挥了第一座核反应堆的设计和建造。没有费米，可能就没有原子弹。费米193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求学时代，很长一段时间，每周他都会和老师费米共度一个下午，面对面地“闲聊”物理问题。有一天，费米提了一个问题：太阳中间的温度是多少？李回答，大概是绝对温度1000万度。费米问，你怎么知道的？李政道说，文献上都是这个数字。费米摇摇头，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没有通过自己的思考和估算，你不能接受别人的东西。

　　于是，物理学大师费米亲自动手，用两天时间帮李政道做了一把特制的计算尺。李政道后来回忆：这可能是世界上惟一一把专门用来估算太阳温度的大计算尺！这把尺子让他终生受益：“它让我知道不能盲目接受别人的结论，必须要亲自实践，而且必须想新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

　　同样，作为一名教师，李政道沿袭着从自己老师那里继承的传统。多年来，只要是他带的学生，他每周必然花半天时间和他们“一对一”地讨论问题。

　　事实上，李政道还在多个侧面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科技教育事业。

　　他体会到科学人才必须从小培养，所以向毛泽东主席建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少年班”。他奔走联络美国的53所大学的物理系，设立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研究生项目。他最早筹划建成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成为中国发展高能物理的关键性一步。他还倡导并成立了中国博士后流动站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时，对他说：“谢谢你，考虑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

　　而事实上，李政道，这位科学奇才，可能仅仅是在他的恩师指明的路径上前行。

　　恩利克·费米，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大师，也是一位杰出的老师。他于1954年去世，而他的学生中有6位先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季羡林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别的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关于才能一项，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6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我喜极欲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威仪俨然，一丝不苟。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二战爆发，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他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权威。我并非天才，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我并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我惟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谨遵命。现在回忆起来，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雪厚路滑，天空阴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现在我真觉得，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奔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槛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但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颓唐之感。我现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

　　摘自《季羡林散文全编》（有删节）

　　我遇到的老师都是一流的

　　杨福家

　　50年，弹指一挥间。50年前进复旦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当时，我一走进校门，比我高一班的师兄包宗明立即迎上前来，帮我拿行李，陪我去注册，我当时心中顿时感到一股暖意。那时全校全部建筑面积一共6万平方米，只是复旦明年要完工的各新大楼面积的三分之一。不过，同学们并没因为见不到高楼大厦而扫兴：我们陆续遇到的老师都是一流的！

　　系主任为我们介绍本系概况，后来又为我们上普通物理学，他就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国家）二级教授王福山。期终考试由王福山教授主持口试，我第一个进考场，面对这么多教师第一次体会口试的味道，心情十分紧张，结果拿了个4分，是我大学4年惟一的一个4分。没想到的是，考后，系主任、大教授王福山亲自找我谈话，鼓励我：“我知道，你学得很好，就是太紧张了点。别灰心，你会考好的！”这就是当时的师生关系！

　　第二年讲普通物理学（原子物理学）的是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博士学位的一级教授周同庆，讲数学物理方法的是二级教授王恒守。他们都给学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王恒守教授不仅上课，而且指导我们课外活动。例如，他曾指导我如何去测量粮仓的温度，以保证粮食的安全，使我们对物理学的兴趣大为增加。

　　当时我们不仅可以听规定的课程，而且可以自由旁听其他课程。我去旁听过数学大师陈建功的课，也听过他的大弟子夏道行、另一位数学大师苏步青的大弟子谷超豪的一些课程。夏道行的讲课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每次进教室，手拿一支粉笔，没有任何讲稿，一堂课结束，他正好讲完一个命题，铃声就响了。

　　在我学习的最后一年，年纪才43岁的卢鹤绂教授刚从北京大学回到复旦，就立即给我们上了富有色彩、七章七节的原子核理论。而且，我有幸在最后一学期成了他亲自指导毕业论文的学生，从而使我进入了原子核物理领域，并成为我一生的事业。在卢先生指导我论文前，原子核的壳层模型新理论才发表，卢先生希望我试试另外一条途径，看看是否可以得到同样结果。经过半年努力，我体会到这篇论文是做不出正面结果的，但是我收益非同一般，因为我比较深刻地理解了原子核的壳层模型新理论的奥妙。

　　由于卢先生指导我的论文，我有机会常到他家去。他的公寓在二楼，他常要送我到楼下，我说不要，他却说，他要顺便到楼下散步。几年后，在北京去拜访钱三强教授，当我告别离去，准备去坐公交车时，三强大师也是一句同样的话：“我要顺便去散散步。”大学问家都是没有架子的！

　　不仅上大课的教授是一流的，而且上小班辅导课的、带学生做实验的，也都是一批很优秀的教师。例如，上普通物理习题课的唐璞山，上数学习题课的郑绍濂、张开明不仅认真负责，而且知识渊博，后来他们都成了复旦名教授；带我们实验课的戴乐山，以严格对待学生而闻名全校，很多同学当时很怕他，但后来都很尊重他。

　　殷瑞钰院士：终身受用的“四分”

　　20世纪50年代北京钢铁学院。一个期末，“平炉热工”的考试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考生的前面是一排排待抽的考题，旁边是主考的三位老师。当时，考试采取的是口试，每位考生随机抽取样题，准备20分钟后回答试卷和主考老师的问题。有一位学生因为过于紧张而当场晕倒。当轮到学生殷瑞钰时，他顺利地回答了前面所有的考题，条理清晰，准确无误。

　　正当他暗暗高兴时，主任老师出其不意地问道：平炉修炉底用不用镁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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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如其来的问题一下子难倒了他。他随便说了一个答案：“不用。”没想到唾手可得的五分就这样泡汤了。主任老师无情地填上了成绩：四分。

　　这位主任老师就是魏寿昆教授。

　　魏先生素有“北洋才子”的美誉。1923年，在当年北洋大学的入学考试中，他在千余名考生中名列第一。大学六年，成绩年年优秀。20世纪50年代，他当选为一级教授，学部委员，到了80年代又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的弟子们说：试问天下名冶师，几人不出先生门。

　　先生一生所获头衔众多，可他最喜欢的一个头衔就是教师。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先生都没有离开自己钟爱的教学和学术事业。尽管担任过国家及学校不少行政职务，先生倾注心血最多、最钟爱的还是那方三尺讲台。他从事教育工作七十七载，讲授过28门基础课和专业课程。

　　先生向学生提问很“刁钻”，回答学生的问题时很严谨：他从来不随便回答学生的提问，而是要回去翻阅相关的书籍和资料，然后反复推敲。一般在几天后，他会找学生谈话，询问学生对这个问题是否做了进一步的理解，是否自己找到答案。在进一步了解到学生的想法后，他才把自己查找到的资料，以及所写的解决问题的文章拿给学生，而一篇文章，往往有两三千字。

　　由于受到魏先生的影响，殷瑞钰自此以后每一个细节都非常认真，仔细观察，处处留心，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问题。

　　几十年过去了。曾任冶金部副部长、总工程师的殷瑞钰院士还经常提到：那个四分简直就是终身受用！也许正是“塞翁失马”吧？

　　（摘自《师者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