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家长与我是鱼水

　　[王树华先生，1968年毕业于上海外语学院，曾在我省宿县地区任教8年，奉献了青春和热情。现他虽早已退休回上海，却忘不了在皖任教的那段艰难而温馨的岁月，那种师生情谊。]

　　我曾经在宿城师范任教三年，结识了不少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尤其是一些家境困难的工人子弟，对我触动颇大，至今难忘。

　　我刚任初一（2）班的班主任时，班里有不少孩子是东关一带的工人子弟，学习成绩差，难管！好在当时我是个快乐的单身汉，无家务牵累，于是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家访，几乎跑遍了所有学生的家。杜德华、高兰英两位同学经常不来上课，我狠狠地批评过他们！

　　有一天，我到火车站接人，意外看到了这两位学生拉着板车在广场上为客人拉货，站在风雨中，小脸冻得又紫又红。我心想，你们才十二三岁，正是读书年华，却不安心上课，居然偷偷出来挣钱！我走过去正想发火，却见杜德华丢掉车子，像兔子一样地逃跑掉了。高兰英则低着头等候我发落，两眼布满了泪水。她的手上满是冻疮，只用一块小破布扎着。“你俩怎么搞的，老是旷课？”她低下头小声说：“俺爹病倒了，车没人拉，家里没法过。”

　　“你到底想不想读书啊？”我又逼问了一句。

　　“想！但俺家里没办法……娘也有病，弟弟妹妹还小……”

　　正说着话，碰上我的朋友下火车了，高兰英恳求我把行李放在她的板车上。我们两个男人帮助她推着板车到学校。卸好行李后，我朋友摸出几角钱给高兰英，她死活都不肯收，“俺是老师的学生，俺不要！老师，再见！”说完就拖着比她重几倍的板车蹬蹬地跑了。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不也是这样过来的吗？她是那样地弱小，但却懂得孝敬父母，替父母分担，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女孩子！

　　当天晚上，我来到高兰英家。在狭窄拥挤的棚户区里，一间不到十平方的房里只有一张大破床和一张桌子。父亲正躺在床上发烧呻吟。两个孩子，大的正在桌旁复习功课，小的还抱在母亲怀中。没有厨房，做饭做菜全在门口。当时她母亲正在做面鱼子，见我走进去，高兰英父亲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打招呼。高兰英母亲对躲在门外的女孩说：“去，快去买几个鸡蛋来。”我环视了一下这个家庭，没一样像样的东西。这男人累倒了，没钱看病，也没钱吃饭，我却骂他女儿不上学！我内疚得心口疼。鸡蛋打在“面鱼汤”里，小高兰英战战兢兢地端了上来：“王老师，吃！”我能吃得下吗？我悄悄地在床褥下留了一点钱就告辞了。

　　接着，我让高兰英带我到杜德华同学家，情况更糟。他父亲已是肝病后期，在医院快要断气了。附近一连看了好几个学生家，境况都不好。尽管我帮杜德华、高兰英这些贫困学生付了学费，但他们仍是上上停停，断断续续，初中还没毕业就离校了。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仍没有忘记我，更没忘记那困难的岁月。每逢过年过节，他们会聚在一起给我打电话拜年。

　　班里还有一个女孩子叫邓平，家住关东工人区。这户普通工人家庭后来竟变成了我最亲近的朋友。

　　邓平的父亲叫邓培根，是当地公路管理站的一位老司机，苏北人，解放初就随单位北上安徽在淮北扎了根。母亲是苏北农家妇女，讲着一口浓浓的苏北方言。邓师傅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和二儿子已成家并分出去住了，三儿子还在车队当学徒工。和邓师傅一样，所有儿子和儿媳妇也全在车队当修理工，可称得上一个汽车司机世家。四十岁后才又生了一个宝贝女儿邓平，是老两口最为心疼的女儿。

　　那天家访可能是在星期六晚饭后，恰好邓师傅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媳妇全都回家了，让我碰上个“全家福”。我向他们介绍了邓平的一些情况后，邓师傅对我提到他从小在上海当过学徒，是在杨树浦那里学的手艺。当我讲到我母亲的上海机床厂就在杨树浦军工路上时，我俩的关系霍地一下亲近了许多。当我提到我的小弟弟王树清现在灵璧县浍沽公社插队时，邓师傅马上热情地插话说：“上海孩子在这里是很苦的。王老师，你把你弟弟的名字和地址告诉我，我们车队每天都有长途车经过那里，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帮忙……”他还当场把这事叮嘱他的儿子们。

　　由于邓师傅家的帮忙，我弟弟和他周围的一些上海知青得到了一条“绿色通道”。他们不时等在长途车站把信件和所托东西交给司机，再由司机转交邓师傅，快则当天，慢则第二天，我就有了弟弟消息。而开这条长途线路的司机同志都以为邓师傅有一个远房亲戚插队在那儿。

　　有一次，一个司机同志带来消息：“邓师傅那个在灵璧县的远亲病重得厉害，发高烧不退……”说的是我弟弟。我听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当晚就找到邓师傅商量。邓师傅马上对我说：“连夜去，救人要紧！”于是邓师傅开着车队领导的小车，连晚出发了。当时路况十分差，小车颠颠簸簸地开了三个小时才找到弟弟，让他跟我返回了地区师范。在路上，邓师傅十分疲劳，车开得时快时慢，有时候停车歇一会，再抓紧开，头上汗珠直往下淌。险些出了两次车祸，一次是小车斜着开，差一点翻到路旁边的河沟里，我大声一吼，邓师傅才醒了一下，拉回方向盘；还有一次竟开到路边麦地上停下了……回来第二天邓师傅就病倒了。我到医院去看望他时才知道他早已患了肝癌，身体很差。

　　每逢过年过节，邓师傅总是叫邓平来邀我去他家共同过节。开始的时候，他们全家都叫：“王老师，来了！”日子久了，他们全是说：“王老师，回家来过过！”一句极普通的话表明，他们已把我纳入家庭的一员了。

　　我的棉袄破了，邓大妈一声不吭地买了新棉花帮我亲手缝了一件新的棉袄。我的被子旧了，他们家送来一床崭新的棉花胎。我穿的布鞋也是邓大妈亲手纳的鞋底制作而成的。

　　特别是1972年底征兵时，我弟弟树清想参军。可由于父亲政治问题还未解决，遇上许多麻烦。弟弟带来口信，希望我帮助跑跑。那段日子，邓师傅几乎全家出动，帮我找顺路车，帮我向各处递送材料。邓师傅还带病开着小车带我跑到县里，专程到招兵部队去说明情况，通宵往返……

　　1973年初，邓师傅肝癌发作，在我弟弟入伍后不久，他就去世了。在病重期间，我多次到医院去看望他，只要稍微表示点歉意，他就摇摇头阻止我说：“我们是自家人哪，自家人还讲什么客气话。”邓师傅去世后，他的老伴和几个儿子仍然与我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往来。

　　多么好的学生和家长，因而我在宿城师范当教师时，十分珍惜这份工作，全力以赴投入教学，把剩余的生活费全节省下来买了图书，班里首先创办了自己的图书馆。我一边带学生学知识，一边加紧家访，使一个普通的班级在升学考中跃进全县城的前几位。一大批工人孩子升入地、县的重点高中，之后又考进大学。

　　我在宿城师范的几年教学工作中，与学生和家长如同鱼水，我永远感谢他们，想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