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谁将"白衣天使"钉上了"耻辱柱"？

　　作者：吴江

　　神情稍显落寞地走近她一直深爱着的孩子们。当她突然看到这16封公开信以及登在报纸上的孩子们期盼的眼睛，她被震撼了！她一次又一次地落泪了。但是，在随后与记者的谈话中，成都儿童医院的护士长张德丽依然没有改变去意……，“耻辱感”竟然是这位孩子们爱戴的白衣天使选择离开她所热爱的事业的原因所在。（9月7日《成都晚报》）

　　一位受到病人及其家属爱戴的医护人员，一位曾经以“白衣天使”为骄傲并为之付出，甚至极力为患者省钱的护士长，最终却因为职业的“耻辱感”而选择了离开，从当年的“骄傲”到如今的“耻辱”，从曾经的“付出无悔”到如今的“心力憔悴”。是什么形成了这判若天地间的落差，又是什么在几年之间彻底的改变了一个人的选择？

　　曾几何时，医护人员这一职业因其救死扶伤的工作性质而受到普遍的尊敬，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医护人员更被视为“白衣天使”，可是如今的现状又如何呢？还是听听张德丽护士长的原话吧：“如果我们这里真的能成为一家纯粹的慈善病房，医务人员有相对稳定的收入，不再与病房收益直接挂钩，我愿意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干到动不了的那一天！但是，现在所有的医院，考核医务人员尤其护士长能力的指标，都离不开最关键的经济指标。每个月发工资、发奖金那些天，都是我最痛苦的日子。我们科室的护士那么累，但每个月总收入最高的不到2000元，最低的只有900元。每次我给这些靠捐款治病的孩子登记费用时，凡是能免的都免了，最后的结果常常是我们科室在倒贴。虽然手下的十多个护士都很理解，也从不抱怨，但我经常看到她们在叹气，觉得无可奈何。也许她们会想，我的家境比较好，吃穿不愁，但她们不一样，要养家糊口。在这种压力下，我还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去挣这些贫困白血病娃娃的钱啊”。

　　医护人员当然需要有高标准的职业道德来加以约束和维系，但是如果想仅仅凭借纯粹的道德约束，而不依赖于制度上的改良和驱动，就想让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和张护士长做出同样的取舍决策，显然是远离现实的。当“经济指标”依旧被作为衡量医院科室乃至每个医护工作人员绩效的重要指标时，当医护人员的收入依旧与医院或科室的收费与赢利直接挂钩的时候，如此机制，事实上与“医德”对于医护人员的要求已经背道而驰，而生存于“医德”和医疗体制夹缝之间的医护人员，要么是象张德丽护士长那样遵从理想中的医德，但是却不仅要放弃自身利益，忍受拮据生活，甚至还要在绩效考评乃至职业发展上受损；要么则是顺应体制的要求，却置基本医德于不顾。

　　而即便是顶着体制的巨大压力，极度困难的坚守住理想医德的医护人员来说，她们依旧难以在这样的体制下长期存活下来，而体制因素对于整个医护行业的染黑，更使得这些努力“出体制淤泥而不染”的张德丽们依旧难逃职业的耻辱感：“病人带着摄像机、录音笔来医院看病”，“有人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说自己是医生，恐怕要遭打”，“当年选择的是‘白衣天使’，并为之骄傲和付出，可现在周遭一切都在暗示我们，这个职业是可耻的，我们每个医务人员都被逼迫着对这个职业感到耻辱”，而这显然更令这些在坚忍中追求医德的医护人员们更加无法忍受，善良的医护人员最终依旧难逃“无奈离开”的境遇，更是构成对时下医疗体制的深刻反讽和质问。

　　而这种在医德与医疗体制的夹缝间的生存，左右不是，自相矛盾的处境所长期困扰的还不只是医护人员，患者的基本权益被严重侵犯、而医疗体系的肌体也受到了严重的侵蚀，甚至于成为整个医疗事业健康发展的严重掣肘。如此情形，显然不是仅仅凭借医护人员自身的道德力量就能得以逆转，而是更需要在医疗体制上做大的逆转，即从当前医疗体制与医护职业道德需求背道而驰的状况改为顺道而行形势。

　　只有来自体制的力量由当前逆水行舟的羁绊改为顺水推舟的驱动，只有让医护人员并不过分的理想――“相对稳定的收入，不再与病房收益直接挂钩”――真正实现，相信存在于当前医疗体系中的沉疴才有得到疗治的可能。愿医疗体制能淘汰医德败坏者，留住医德高尚者，而不是恰恰相反让医德败坏者如鱼得水，却让医德高尚者不堪其辱暗自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