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把绑架者的头砍下来”

　　奥被绑女孩接受电视台专访，首次吐露心声

　　“我该把绑架者的头砍下来”

　　第1问答?

　　自8月23日重获自由以来，奥地利少女娜塔莎·卡姆普什就成为一个巨大谜团，在过去8年，被绑架的她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她对绑架者沃尔福冈·普里克洛皮尔究竟是什么态度？甚至，她究竟长什么样子？

　　9月7日，奥地利ORF电视台播放了对卡姆普什的专访。被绑少女的首次公开亮相，让一切谜团都有了答案。

　　在长达20分钟的专访中，卡姆普什一直保持着微笑，只有在被问到绑架者沃尔福冈·普里克洛皮尔时，她会略显紧张，但是很快又恢复放松状态，咯咯地笑着。因为演播室的灯光过于耀眼，她的眼睛没有适应强光，很多时候，卡姆普什是闭着眼睛讲述自己的故事。卡姆普什说话的方式也很奇特，她的声音很大，似乎对面坐着的是一位听力不太好的听众，不过，她的发音十分清晰，虽然她还需要不时回头看看顾问，探询自己的表达方式是否正确。

　　“我觉得有些压迫感”

　　采访开始了，卡姆普什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目前她最信任谁。

　　“现在，我信任弗雷德里奇博士，还有所有的心理学家，当然，我最信任的还是我的家人及我自己。”卡姆普什回答。

　　在被问到与协助自己的心理学家团队的关系时，卡姆普什说:“我们也会碰到一些麻烦，就像重获自由的第一个晚上，他们试图劝说我睡觉，不明白为什么我在凌晨4点依然晃来晃去。事实上，就算吃了安眠药，我依然能控制自己的意识。”

　　“我还没有去逛过街，不过我曾与伯格博士一起去街市吃过冰淇淋，当时，我戴上太阳镜，还扎着头巾。对着所有人微笑的感觉太好了，而且还没有人认出我。”

　　那么，时隔多年，再次见到父母的感觉如何呢？“最奇怪的是，第一次与父母见面时，他们抱着我痛哭。他们抱得那么紧，在那一刻，我只觉得不舒服，我觉得有些压迫感。”卡姆普什说。

　　在回答如何看待媒体的各种报道时，卡姆普什说:“总而言之，我不想被诽谤，不愿意蒙羞。我几乎是被许多媒体拷问着，他们好奇地探询一切，这太过分了。”

　　那么，现在最困扰自己的是什么问题呢？卡姆普什回答:“那些不真实的事情都让我苦恼，比如虐待之类的说法。不过，最让我难受的是那张地牢的照片，因为这件事与其他人无关。我并不打算去探究别人的起居室或卧室，为什么人们一打开报纸，映入眼帘的就是我的房间呢？”

　　“也许会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

　　跟任何一位18岁女孩一样，卡姆普什对未来充满希望，她已经在进行规划:“也许会写一本关于我自己的书，也许又不会。但是我不想让任何人假装成很了解我生活的专家。我还想成为一名演员，但我可不打算加入好莱坞。小时候，妈妈就曾说，长大后我将登上布格剧院(奥地利一著名剧院)的舞台。”

　　至于眼下的打算，卡姆普什说:“媒体对我兴趣浓厚，另一方面，我在获得声望的同时也应该承担起责任，我希望利用这一优势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建立一个基金会，做一些善事。比如，帮助寻找一些像我一样失踪的人，我还想为饥饿者做些什么。”

　　根据卡姆普什的描述，在被绑架期间，她经常挨饿，“我时常饿得要命，我体验过那种难受的感觉:根本就无法集中精力，只有最原始最简单的想法，你不能思想，每一点声响都让你痛苦抓狂，每一次思考都是一种折磨。”所以，卡姆普什希望为非洲的饥饿儿童建立一个基金会，她解释说:“我们都认为自己很聪明，然而，要是没有食物，我们都会变得很愚蠢，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做点什么，至少能为挨饿的孩子提供食物的原因。”

　　“就像被关在鸡笼里的小鸡”

　　对卡姆普什来说，谈论绑架并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1998年的那起绑架就像噩梦般深深烙在了她的脑海中。那天早上，她看到一名男子在街上闲逛，她后悔自己没有穿过街道避开他，因为这名男子就是后来把她绑架的普里克洛皮尔。“最开始，他告诉我不要动，乖乖地听他的话就什么都不会发生。几分钟后，他告诉我，这是绑架，只要我的父母支付赎金，当天或第二天我就能回家。”

　　“当时我还想，我一定要留意到房屋的某些特征，好在警察面前进行指证。在那一刻，我确信警察很快就会抓到他，一切都会有个好结果。”令卡姆普什没有想到的是，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普里克洛皮尔与她父母进行了谈话，“他说我的父母就不关心我，也没有进行搜寻。随后，他又说，父母被关进了监狱。当时警方的确向很多人问话，但他在夸大其词。我当然知道这不是事实，我从来都不相信他。”

　　随后，卡姆普什就被关进了那间直到今天依然令她心有余悸的地下室:“第一次走进地下室时，我什么都看不见，实在是太黑了。我十分绝望，同时也很恼怒自己，为什么要被他劫持，我只是个小姑娘，完全没有办法反抗他。我根本没法忍受地下室的味道，这让我神经紧绷。以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地下室居然这么可怕。我觉得自己像被关在鸡笼里一只可怜的小鸡。幸亏他后来将我带回到房间，我又逐渐恢复了知觉，我不知道，(如果一直呆在地下室中)我也许早就疯掉了。”

　　“我从未放弃过逃跑的念头”

　　被绑架两年后，年仅12岁的卡姆普什就开始想着如何逃跑，“两年后，他给了我一个收音机，开始给我买报纸。他会检查我有没有在报纸上写什么东西。他非常多疑。但我以我的未来发誓，我从来没有放弃过逃跑的念头……”

　　后来，卡姆普什被允许到楼上读书或者做些家务活，但很快又会被送回地下室。再后来，普里克洛皮尔开始带卡姆普什一起上街，他通常要求她走在前面。卡姆普什曾试图通过眼神来引起别人的注意。“有一次，我和他去逛商店，当时一个售货员问我‘我能帮你些什么？’，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能说些什么呢？我能做的不过就是努力呈现出像警方公布的那张我的旧照片里一样的笑容。”

　　现在，卡姆普什已经实现了重获自由的梦想。在被问到未来的梦想时，她笑了:“所以，我们又回到了有关梦想的话题？好吧，我希望去旅行，也许和妈妈一起去，甚至还会有一次‘毕业旅行’，但我绝对不允许自己喝醉。”

　　刘南

　　对绑架者又仇恨又同情

　　“他曾暗示我应该逃跑”

　　从10岁到18岁，卡姆普什只跟一个人说过话，那就是普里克洛皮尔。而在采访中，卡姆普什毫不留情地把普里克洛皮尔称为“罪犯”。她说:“我认为自己比他(普里克洛皮尔)更坚强，他的性格不稳定……缺乏安全感。他绑架我没几个小时，我就发现他不正常了。”

　　尽管有媒体报道卡姆普什可能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对绑架她的普里克洛皮尔产生了感情。但在6日播出的这段访谈中，卡姆普什侧面对此予以否认，她说:“我总在反复地问自己，在成千上万人中，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要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是我？我总在想，我不应该生来就被关起来，我一辈子不能就这样被毁掉……某些时候，我甚至有了一些更肮脏的想法，有时我想，如果有一把斧子，我该把他的头砍下来。”

　　但是，在那8年中，每逢圣诞节、复活节或是女孩的生日，绑架者会和被绑架者一起庆祝。“是和普里克洛皮尔先生一起吗？”提问者试图证明什么的语气让少女有一点恼怒:“当然是的，和普里克洛皮尔先生一起。我强迫他跟我一起庆祝，当然，他也送了我很多礼物，复活节蛋、圣诞礼物之类的。其他孩子能随心所欲地购买想要的东西，而我显然没有机会这么干。”

　　回忆起这些不太糟糕的时候，卡姆普什又认为绑架者普里克洛皮尔并不是恶魔，“有时候，他似乎认为自己应该对我进行补偿，或者至少是让我像普通人那样生活。我相信，他的良心并没有完全泯灭。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暗示我应该逃离他，他似乎也觉得我应该重获自由。这听起来很分裂，也许在那一时刻，他的正义感占了上风……随着成长，我逐渐变得强壮起来，而他的个性随之变得不稳定，表现得缺乏安全感。”

　　8月23日，利用普里克洛皮尔外出办事忘记锁上车库的机会，卡姆普什成功出逃。几个小时后，普里克洛皮尔卧轨自杀。卡姆普什说，她很清楚那一次是稍纵即逝的绝佳机会，“此前我曾告诉他，我不能一直这样生活下去，我正在努力想办法逃脱。我也完全知道，一旦成功逃脱，我就等于宣判了他的死刑。他一直威胁着要自杀，他间接地使我和那个火车司机成为了凶手。”

　　高

　　图：

　　这就是那张让卡姆普什感到难受的地下室照片，她曾在这里度过了8年时光。

　　9月6日出版的奥地利《新闻杂志》，封面就是卡姆普什。与8年前那个托腮扮忧郁的小姑娘相比，现在的她无疑更有明星风范。正如英国《泰晤士报》的评价，这张自信面孔足以掩盖卡姆普什在过去8年的悲惨遭遇。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