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京城突围”

　　近日，面对各个农民工子弟学校已经招收入学的10多万名学生，北京市相关方面暂缓执行取缔行动。为了能让近30万农民工子女都能享受到和当地孩子一样公平的教育，北京市教委精心准备分流工作，努力做到农民工子女入学“一个都不能少”。艰难生存14年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迎来不同命运，少数学校痛定思痛，开始求变和突围。

　　□首席记者何正权文图

　　暂缓

　　在京农民工子弟学校获得喘息之机

　　9月5日中午12时，在等待了漫长的一个上午后，北京市第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北京社会学校的校长张保贵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的北京社会学校和海淀区其他36所同样被列入海淀区取缔计划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没有迎来原定于当日大规模深入各校、宣布取缔这些农民工子弟学校、通知广大学生家长将学生分流到附近公办学校的海淀区综合执法队伍。相反，海淀区教委采用了“不明说”的方式，暗示各家农民工子弟学校目前仍然可以继续办学，学生们仍然可以在已经报名入学的各个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

　　而此前的7月，这30多所学校一再被海淀区教委勒令停止非法办学。8月，海淀区教委制订了详细的分流方案，要求各个学校将其就读学生分流到附近公办学校。

　　9月6日，河南省总工会、信阳市总工会在北京市邀请河南籍的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开办人、校长、教师中的代表，提前祝贺在京从事农民工子女教育工作的人们“教师节快乐”，转达家乡父老对他们的诚挚问候。

　　“这场风波可能要暂停一段时间。”北京市农民工子弟学校创始人、从河南固始进京为农民工子女办了14年“私塾”的张保贵说，“我以为自己14年前点燃的这点星星之火，这一次要彻底熄灭了，没想到还能再喘息一段时间。”

　　“形势不乐观。14年来，农民工子弟学校一直在有关部门整顿取缔和扶持帮助两种声音、两种态度之间艰难生存。取缔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行动还会持续，甚至可能会发起更强烈的新一轮整改活动。”几位农民工子弟学校校长忧心忡忡地说。

　　海淀区明园学校校长、在北京办学也将近14年的张歌真说：“我很清醒，农民工子弟学校总有终结之日。”

　　来自河南的多位农民工子弟学校负责人表示，他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争取时间、争创条件，让不能及时分流到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继续接受教育。

　　整改

　　北京市财政预计投入8000万元整改费

　　9月1日上午，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希贵文武子弟学校里，第一个在大兴区创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校负责人贾锐既伤心，又着急。就在开学的前一天，已经招收了300多名农民工子女的该校，招来已经为孩子报名、缴费的家长的强烈不满－－该校在几个月前被定性为“非法办学”、在8月份被大兴区列入第一批被取缔学校名单，学校在办学10多年后，面临极大困境。

　　与希贵文武子弟学校面临同样命运的，还有北京市其他200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其中包括14年前从河南固始县走出、第一个在北京市创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张保贵的北京社会学校。

　　北京市农民工子弟教育协会筹备会负责人、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校长易本耀告诉记者，目前，获得北京市各级教育部门批准办学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为数寥寥。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整改农民工子弟学校是北京市政府、北京市教委组织的一项活动。北京市教委有关文件称：整个整改工作是落实《义务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等部门关于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文件意见的通知》的精神，体现以人为本，以确保师生的生命安全、确保学生健康成长。

　　海淀区副区长赵建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对海淀区39所农民工子弟学校进行拉网式检查，发现这些学校普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北京市现有农民工子女近30万人，其中近20万人已经在当地公办学校就读，尚有10多万人就近入读农民工子弟学校。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线联平表示，鉴于不少农民工子弟学校存在消防、校舍等安全隐患，各区、县在暑假期间对辖区内未获办学审批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进行安全普查，对能达到整改要求的学校必须整改，对隐患比较严重且属于违规用地的学校则要求进行清除，并将学生引导到附近的公办学校就读。

　　为了搞好整改，各区教委基本上都做了以下工作：组织教委、综治办、公安、消防等多个部门，对农民工子弟学校拉网式检查；区政府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制订专门的整改方案；逐步实施。

　　整个整改中，除了取缔绝大多数学校、扶持少数学校，各区对原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生源进行了细致的分流－－按区域，分别安置到附近公办学校和极少数获准办学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各区为此准备了专项经费。海淀区称：已先期拨付1300万元，用于区内校舍扩建和修缮。

　　9月1日，北京市教委发布消息，称北京市财政预计投入8000万元，全力整改农民工子弟学校。据称，8000万元整改费用主要用来帮助那些学生分流确有困难但又未获审批的学校进行改造。

　　现实

　　分流举措延期取缔行动暂缓执行

　　9月1日上午9时30分，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菜市场原北京豫祥学校里，一个名叫高永的12岁男孩儿，神情落寞地攀在一间空旷的教室的窗台上。

　　看见豫祥学校原校长管祥勇走过来，他飞快地跳下来，抱住管校长，将管校长拉进教室，从地上捡起半截粉笔，塞给管校长，让管校长教他写字。

　　“我要读书。我不会写，你教我写。”他抬起头，眼里是祈求的目光。

　　管祥勇告诉记者：“这个孩子是山东人。一个月前，我们的学校被取缔，学生按规定都分流到近3公里外的一所学校去了。大部分孩子都过去了，一部分孩子跟着父母转到其他地方去了，也有些孩子被父母送回老家去了。高永老家没有亲人照料，他父母也没有时间接送他去新学校，只好让他辍学。他没地方去，每天只好仍来这里，玩扑克、发呆。”

　　同样的情况在其他学校也分别存在。

　　被要求分流的北京新希望学校的校长肖海腾苦笑说：“仅我们这里的两所农民工小学，就有近2000名在校学生，8所小学12个教室顶多能容纳500名学生，剩余的1000多名学生到哪里去上学？”

　　该区西北旺乡唐家岭小学按分流计划，要接收附近行知希望学校等两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两所学校现有1200多名学生。而唐家岭小学此前也在大量招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现在扩建的几个教室，顶多只能再接纳400名学生。这两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一旦被取缔，另外800名学生肯定要另找门路。

　　“每个地方都在整改、分流，能到哪里找到门路？”一位家长问。

　　了解到这些问题后，当地政府正在积极化解相关矛盾，分流学生，确保被取缔学校的农民工子女上学。

　　拥有农民工最多的朝阳区，因此而审慎对待整改风暴。

　　今年8月，朝阳区确定了对农民工子弟学校规范整顿的“服务、规范、改革、提升”八字方针和“先服务后扩招，先指导后审批，先分流后关闭”的工作要求，对辖区内农民工子弟学校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

　　在海淀区东升乡八家小学，记者看到，该校新建的12个教室正在紧张地进行最后的完善。该校老师告诉记者：“这12个新教室，就是区政府专门拨款为附近被取缔的几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扩建的。根据区教委农民工子女学生分流方案，这些孩子可以和本地孩子们一样，到这所公办小学就读。”

　　9月4日至6日，海淀区、石景山区、大兴区等原定的取缔行动先后暂缓执行。各区教委相关人员对暂缓取缔行动的原因守口如瓶，不愿发表意见。

　　张保贵、易本耀、张歌真等农民工子弟学校代表人士分析说，取缔行动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北京市对这一行动变得更加慎重。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当地公办学校尚没做好接收分流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充分准备，分流举措只能延期。

　　分流举措延期，使得农民工子弟学校获得喘息之机。

　　反思

　　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开始求变“突围”

　　张保贵坐在自己家里，愁眉不展。14年来，为了北京社会小学的生存，他一次次地呼吁。14年来，他和他的学校一次次被取缔、被驱逐，但是执著的他，每一次都能排除困难，最终为“农民工子弟学校”赢得社会认可。

　　但是，自己的裹足不前，也让他开始反思：14年前，这个京城第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八家村一个废品收购站旁边一间屋子里开学，因此被当地人称为“垃圾上的学堂”；14年过去了，他的学校先后搬迁了10次，至今却仍然与垃圾“为邻”，孩子们上下学必须忍受刺鼻恶心的臭味。学校被海淀区教委列入第一批被取缔学校的名单，他个人成为“非法办学者”，被当地教委告知“违反了《教育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

　　北京市农民工子弟教育协会筹备会负责人易本耀说，老张是一个醉心教育事业的人，为了办好农民工子弟学校，他成为固始县第一批被教委开除的教师。14年来，老张的学校10次搬迁，使得他损失巨大，无法对学校投入更多。

　　“但是，少数投机人员打着‘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幌子谋利，收取了学费后，挪作他用，舍不得在办学条件、教职工待遇上投资，所办的学校很多年一成不变，严重影响了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形象。”张保贵、易本耀等人认为。

　　与此相反，少数由我省进京务工人员兴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家乡政府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不断发展，赢得了北京市政府和当地教育部门的认同和高度赞誉。

　　易本耀来自我省息县。经过不断努力，他成功地使自己的学校成为海淀区最早批准办学的农民工子弟学校。2004年5月9日，他和行知实验学校的师生代表应邀参加了国务院机关事务局举办的“六一”儿童节文艺演出，受到温家宝总理的亲切接见。

　　新县人创办的京豫陈学校，于2004年获得大兴区教委颁发的“办学许可证”，成为在京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又一个楷模。今年，河南省

　　委书记徐光春和北京市长王岐山先后莅临该校，看望该校师生。

　　这场整改取缔风波，让很多农民工子弟学校认识到：曾经辉煌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迟早有一天会“寿终正寝”。

　　明圆学校校长张歌真说：“农民工子弟学校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短期产物，以前不会有，以后也不会有，它的出现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农村人口向城市快速流动后，弱势群体在教育缺失后的自救行为。”

　　张歌真说，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农民工子弟学校终有终结之日。

　　在自己开办的其他几所农民工子弟学校被列入取缔名单后，张歌真开始新的探索。昨日，他开始动手加修教室，准备将被取缔的德茂庄的明圆学校与吉庆庄的学校合并，开设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为来京务工的农民传授职业技能。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兴区教委的支持。

　　“我们在特殊时期里，对社会作出了贡献，但很多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设备、师资、教学质量都达不到要求，并没有给农民工子女带来良好教育。”一位河南籍农民工子弟学校校长坦言，“如果北京市真的能够保证所有流动儿童都能进入公办学校学习，我们甘愿退出这个舞台。”

　　对话

　　教委学校农民工三方坦诚说己见

　　整改不能因噎废食

　　海淀区某农民工子弟学校负责人：我们承认，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北京市公办中小学校总体上还有很大差距。但我们已经尽心尽力了，大多数学校有自己一套成熟的管理体系，基本上解决了入学就读的农民工子女和来校任教的老师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安全。当地教育部门可以帮我们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我们也愿意加大投入，但决不能因噎废食。

　　北京市教委：我们认为，让每一个在海淀区务工的外地人员子女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检查中发现，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危房、应急处理、火灾、用电、食品卫生、煤气中毒、交通等多方面存在安全隐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提高教育质量和保证正常教学秩序？为此，我们作出了清理整顿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的决定。

　　整改是为了保障长远利益

　　农民工子弟学校负责人：实际上，公办学校在和农民工子弟学校争抢生源。因为我们生存的地方都在城郊，公办学校教学质量不高，本地居民很多人都将孩子送到中心城区的好学校了。当地公办学校如果不招收农民工子女，生源无法保证。

　　海淀区教委：我们计划解决1．5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这需要一笔巨大的财政投入，义务教育不是为了赚钱，我们已经多次通知各个公办学校，严禁巧设名目，借机多收费、乱收费。相反，农民工子弟学校投资方中，大多数是有利益诉求了，这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的宗旨。《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必须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纳入务工所在地义务教育体系，整改质量差、不合格的非法办学，正是为了保障农民工及其子女更长远的利益。

　　接收农民工子女没有期限

　　农民工：我们的孩子分流不及时，政府开始设定的条件太高，不能保证我们的孩子入学就读。

　　北京市海淀区副区长赵建忠：政府确有不足。我们告知家长和孩子分流的通知，应该直接给家长。我们对少数打工子弟学校抵触情绪估计不足，极个别学校扣押我们给家长的告知书。

　　海淀区教委：我们目前是先接收每一个分流学生，再补办相关手续，我们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没有期限。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