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看执行难”之二重金悬赏难破“执行难”

　　广东各级法院为破困局进行了系列尝试，有关人士认为，相关举措治标不治本

　　本报记者王晓云傅汉荣

　　近来发生的一些暴力抗拒执行事件再次引发“执行难”阵痛。据记者从广东各级法院了解到，为攻破“执行难”困局，多年来法院执行机构不知动了多少脑筋、下了多少“猛

　　一系列的奇招、新招，一系列的探索、尝试，能否力破“执行难”？

　　为破执行难频频出新招

　　今年6月23日，北京市二中院登出一则“轰动全国”的悬赏执行公告———一宗案值1.5亿余元的案件，申请人开出了执行回款20％的回报，3000多万元的赏金创下最高纪录！

　　北京的这起巨额悬赏执行案子，成效如何，不得而知。然而，像这类“悬红”执行的办法，近年来已为各地法院竞相采用。去年8月，广州中级法院也出台了《举报被执行人财产奖励办法（试行）》，试图通过悬赏查找执行线索。

　　重金悬赏之外，登报曝光、发“限高令”（限制欠债不还的被执行人高消费）等新招奇招也相继登场。2004年5月，佛山禅城区法院颁布了《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活动的规定》，赖账不还者，不能坐飞机、出租车，不能到高档宾馆、健身场所消费，不能使用高档轿车，不能外出旅游，不能送子女出国留学等。该规定实施后的3个月间，法院共向568件案件当事人发出“限高令”，执结了466件；今年以来，21名正出入高档酒店或驾名车兜风的“老赖”被禅城法院执行官“逮个正着”。

　　在广州，市、区两级法院约每半个月就将赖账者的名单登报曝光。目前，广州两级法院已连续发出5期“曝光老赖”公告，涉及执行积案214件，被执行人130多名。据不完全统计，已有20余名被执行人自动履行债务，50余名主动申报了财产，40余件案件达成还款协议。一些平时“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被执行人主动还钱。

　　诸多新招数治标不治本

　　悬赏也好，曝光、“限高”也罢，均非“执行难”问题的治本之策。广州市中级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刘跃南认为，上述举措有效提升了执结率，但毕竟不是万全之策，在操作上也存在一定难度。

　　“我们出台‘限高令’后，的确取得了不错效果，但在操作上存在着很多实际困难。例如法官不可能整天盯着被执行人，高档消费场所也不情愿配合协助法院去监督那些被执行人。”佛山禅城法院分管执行工作的陆应朝副院长说。

　　“悬赏执行”的办法，则面临更多法律和操作层面的争议。有法律专家认为，悬赏执行并无相应的法律依据，且由法院出面主持悬赏执行，也会引起一些负作用：一是，极少数执行人员可能会对查到的可执行财产隐瞒不报，转而串通他人举报以获取奖金，这样一来，“有悬赏的案子就能执行，没悬赏的案子很难执行”；二是，金融、房管、车管等特殊行业工作人员，有可能会利用职务之便轻易获取线索以举报领赏；三是，赏金由申请执行人掏，加大了执行成本，因为申请人既要交申请执行款，又要交赏金，显然对他们不公平。

　　更重要的是，使用“悬赏执行”这一特殊的交易方式解决执行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有损司法权的性质及法院形象。

　　“悬赏、曝光、限高这类新举措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执行难’要治标治本，最终的路只有一条———建立覆盖全社会各部门的联动威慑机制。”刘跃南说：“仅靠法院一家单打独斗是无法真正破解‘执行难’的。在这一点上，从最高法院到基层法院，已初步形成共识。”

　　（侯颖／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