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瞒真相何以成习惯动作

　　北平客

　　日前，记者从成都市政府获悉，发生于四川省崇州市实验小学的因宋内氏志贺菌引起的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目前已得到有效控制，确诊宋内氏志贺菌致病病例为57人而非传言中的数百人。但是，媒体此前进行采访，面对数百人在医院检查的人流时，崇州市官员却瞒报真相，坚称只有45人发病，而且对发病原因避而不答。

　　关于瞒报真相的新闻并非首次发生，一段时间以来，对于发生在社会生活中的公共事件，其真相在地方官员手中竟然成为可以拿捏的泥丸，方圆与大小都可以伸缩变化。面对上级主管部门和媒体的监督，有些地方官员面不改色地说谎几乎成了一种习惯性动作，是什么因素令他们如此？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撒谎首先是一种经济行为，目的是为了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更多的回报。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透露的信息证实了这一点：“此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受害者如果超过百人，当年政府的目标考核将被‘一票否决’。”可以肯定，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利害权衡，导致了他们的撒谎。

　　从权力监督的角度讲，地方官员隐瞒真相说明他们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公共事件。如此，才能给掌权者带来最大的切身利益。另外，瞒报真相付出的成本不高，任何人冒险的时候，都会计算可能的收益与付出，握有权力的人也是如此。因为惩罚措施的震慑力不够强大，官员就敢胡乱作为。

　　要想消灭公权力者的瞒报惯性，只有权力监督更加到位，让敢于触犯红线者再也保不住自己的乌纱帽，才可能让这种公然违反国家与人民利益的行为得到遏制。毕竟，只有当付出的代价远大于可能的收益时，地方官员才会自觉地收起冒险的意念。

　　（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