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不被收买

　　《夜宴》为什么要把广州作为点映的第一站？我反复在思量这个问题。

　　从片方获得的信息是，因为冯小刚讲的是一个发生在中国古代宫廷的故事，所以选择广州、杭州、沈阳、西安、北京这5个古城作为点映城市。可广州怎么看都与其他4个城市的古城风韵格格不入，随便例举几个城市，比如南京、洛阳、开封就远比广州符合古城的标准。

　　那一向头脑灵光的冯小刚为什么要选择广州作为《夜宴》首次面对公众的地点呢？

　　记者斗胆揣测冯导的意图，应该有这两个原因：

　　选择广州是为了兼顾内地及港台市场。很多人不约而同地将《夜宴》称作冯小刚的转型之作，大家觉得《夜宴》这种片子应该是张艺谋、陈凯歌的作品，冯小刚的片子就应该是反映现阶段普通中国市民的生存状况的东西。如果看了《夜宴》，你觉得似曾相识，怎么跟《十面埋伏》、《英雄》甚至是《指环王》有点像啊，冯导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他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我冯小刚不但能玩而且会玩“大制作”。冯小刚的电影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电影的票房保障，如果冯导拍《夜宴》只是为了告诉热爱他的观众，张艺谋、陈凯歌会的我也会，那就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冯小刚了。冯小刚是个现实主义者，他带着《夜宴》频频亮相海外各大电影节的目的，一定是奔着海外票房的收益，得奖与否只是锦上添花的事情，至于冲击奥斯卡奖很有可能是为了在营销策略上与《满城尽带黄金甲》争夺眼球。

　　选择广州的另一个原因是南方娱乐媒体发达，足以影响全国。有了贺岁片战场上的骄人战绩，冯小刚自信到因为自己觉得《夜宴》好，就以为全国人民都会跟着叫好。“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小刚导演忽视了南北的地域差异，其实他叫好又叫座的那些个贺岁片也不是全国人民都说好的，在深受港台文化影响的南粤之地，京腔京韵的东西并没有深厚的观众土壤。所以身为皇帝的葛优文白夹杂的对白就在广州先引发了笑场。毕竟在场的观众中本地的记者和观众多嘛，笑声是会传染的。在紧接着的第二站、第三站，发行方和放映方都想努力消除第一站笑场的影响，于是乎，观众是否笑场就成了检验《夜宴》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

　　真的是很可笑。

　　当记者坐到西安奥斯卡世纪金花影城等待《夜宴》开始的时候，手中拿到了一份发行方提供的宣传资料。标题是《〈夜宴〉终到西安评价节节攀升》。因为没看片，所以觉得很可笑，还没看呢，怎么就评价节节升高了呢？在这份宣传资料中，对在广州出现的笑场是这样解读的：最初在广州的放映，由于是全国首场，到场的媒体对影片了解甚少，在看片之前没有一个适当的心理基础，很多人都是带着对冯小刚电影以往的了解去看《夜宴》，但是在发现这部电影已经完全没有冯小刚以往的影子后，忽然之间感到不能接受，包括对于葛优表演、影片“笑场”等方面的评价，都是在这样一个心理基础上的正常反应。实际上，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抛弃冯小刚以往的影子，带着欣赏一部悲剧史诗的心态去看，是十分必要的。另外，广州的放映没有普通观众的参与，影片放映结束后出现了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媒体与媒体之间互相采访。记者们没有听到来自普通观众的声音，因此出现某种程度上的误读也是可以理解的。

　　呜呼，“笑场”真的成了一个很可笑的问题。

　　在西安奥斯卡世纪金花影城一个能容纳70人的放映厅内，记者确实听到了《夜宴》放映中有观众发出笑声，至于发笑的观众是记者还是普通观众就不得而知了，我知道的是笑声总是在某些已知的会“发笑”的对白出现之前就已等待着了。好在只是窃笑，最多影响到他或她身边的人不能全神投入。可从头至尾，我都笑不出来，也不明白有什么可笑的，影片传达给我的除了残酷、沉重再就是压抑。

　　我没有笑场，这可怎么办呢？在来西安之前，记者特意查看了9月6日在沈阳点映后的媒体报道，大概是“观众热盼《夜宴》解读渐入佳境”的意思，当时的主观感受就是，沈阳的媒体一定被收买了。在《夜宴》西安点映结束后的座谈会上，我们河南的影迷提出了与记者相同的不知为何笑场的质疑，西安一媒体记者在随后的发言中有所指地提出了“被收买说”。

　　可悲啊，媒体的立场怎么就只有对立和投靠两条路了呢？《夜宴》让广州首站之后的媒体记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如果想证明自己没被收买就只能笑场了，可我真的是笑不出来。坐在同一个影院观看同一部影片，这时的记者和一个普通观众并没有什么两样，但记者又不是一个普通观众，因为一个普通观众对影片的观感能传播的范围是有局限性的，而一名记者通过所在媒体能把一个人的声音无限放大，这时记者的观感就已不再代表一个人，而是一个媒体，代表着某种能影响普通观众的力量。

　　鉴于有可能产生的影响或误导，我很惶恐。作为一个先你一步走进影院的观众，我想传达给询问者的概念是：《夜宴》是一件艺术品，但不是稀世国宝；《夜宴》可以看，但架不住用挑刺儿的眼光看。作为鉴赏者，你可以笑或者不笑，感动或者流泪都是你自己的权利。本报西安专电

　　□记者赵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