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丽选择离开，沉默的大多数只能忍耐

　　社论

　　成都市儿童医院血液科护士长张德丽，近日决定离开与病患直接接触的临床工作。虽然病人与家属诚意挽留，但是她去意坚决。她说，这个职业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甚至是耻辱。耻辱二字出语惊人，引起很大反响。因为它颠覆了医护职业在字面上由来已久的崇高感，更因为它说破了一个事实:医护人员的声誉早已不复往日。

　　有人带摄像机、录音笔去医院看病，这已经足够说明医护人员糟糕的社会形象，还有医患关系的紧张。但是，张德丽并没有说起，她本人遭遇过类似的羞辱。从现在的报道来看，她一直都以职业良心和超常的道德善意，去履行一个“天使”的职责，而这个天使也理所当然地受到病人和家属的爱戴——她完全有理由为自己感到光荣，她绝对不是为自己感到耻辱。

　　张德丽离职的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难以承受的压力。由于她个人的职业准则和人格要求，她所带领的科室，经济指标排名总是全院倒数第一，直接影响到护士们的收入。要么伤害病人利益，要么伤害同事利益，这两者都让张德丽难以接受。

　　将工作收入与病房收益直接挂钩，这条制度并不是针对张德丽个人，更不是哪一家医院的独创。其他医护人员没有选择离开、没有大声呼喊，并不代表他们不承受这份压力。实际上，关于张德丽的报道得到很多医护工作者的应和、诉苦、申冤。当然这不能说明，他们都是冤枉的。对于所有的医护人员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疑问:既然你们同样要面对张德丽的困境，那么你们都是如何选择？是为病人省钱，还是为自己与同事赚钱？如果个人的困窘生活和医院的薪金制度都在激励你放弃理想和荣誉感，你是否在寻找一个自欺欺人的平衡？如果每一个医护工作者都给出一个诚实的答案，那么应该有相当多的人，他们的答案都是妥协。

　　毫无疑问，张德丽是一个道德感非常强烈的人，这种品质值得珍惜。但是，我们不可能以她为标准，去衡量、去要求、去批评那些辛苦工作的医护工作者。因为道德良心不可能取代公正合理的制度，来维护一个行业乃至一个社会的健康运转；更因为，在医疗系统这个具体语境之下，道德良心明显还要受到来自体制的压迫与扭曲。就是说，在一个正常环境中具有良好道德感的人，进入到张德丽的两难困境之中，都很有可能会放弃或降低对自己的要求。

　　而且，增加病房收入，又不同于医生收受红包，它并不是明白直接的个人医德问题，它以薪金制度的名义，包含一定的集体利益，并且带有一种小环境的正当性，因而其道德色彩被大大淡化了。一个心怀职业理想的医生，在这个环境中将不得不面临集体利益的逼迫、个人利益的诱惑，甚至还有正当性的说辞引导。在这样的具体现实之中，张德丽没有放弃理想，所以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终于不得不放弃；更多的人选择了一定程度的妥协——这种行为虽然可以理解，但是并不能因此显得正当，日积月累，他们还是亲手伤害了这个职业的光荣。

　　张德丽说她的同行们都很辛苦，但是她并没有说他们是被冤枉的。大概她也很清楚，她的多数同行的行为，与她自己不一样，与她对这个职业的期待不一样。社会舆论和民众见解，固然有以偏概全的倾向，但也并不是捕风捉影自寻烦恼。但是，张德丽又说她很理解同行的艰难。大概她也知道，这并不是他们哪个人的错——如果不是这样压力巨大，肯定更多的人都愿意从工作中获得一点崇高感。他们和她的处境是一样的，被一个扭曲的力量折断或者折弯，他们都是一样的受害者。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