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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从外资并购看国企改制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10日06:00 光明网
刘煜辉

  外资已不满足于直接投资,它们希望与地方政府联手,用并购方式直接占领中国的广大市场,消灭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这从外资对一些战略产业的中国企业实行所谓的“斩首计划”就充分体现出来了。

  没想到,三一重工执行总裁向文波在网络博客上发要约收购徐工这样一场游戏,竟引爆了一场对中国外资政策的全面反思,甚至已经导致了高层对于整个外资政策的某些调整

  据9月4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近日表示,将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建立外资并购联合审查的工作机制,制定相应的审查程序和政府核准制度。

  国家将健全外资并购管理体制,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行业标准,考虑市场供需总量、生产力布局、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公众利益等因素,对外资并购项目进行审核。

  外资并构争论实际上是国企改革方向讨论的延续

  坦率地讲,穿越论争的喧嚣,当下徐工的问题不过是前些年轰动一时的关于国有产权改革方向的大讨论的一种延续,只是这次遭诟病的主角不再是一些灰色民营大鳄,而是急欲进军中国市场的国际资本,不过这一次多少加入了一些经济爱国主义的作料。

  无论民资也好,外资也罢,抛开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层面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始终无法回避这样一个国企改制的本源问题:在给定的现实体制环境下,无论是引入民营资本还是境外资本,并购后的国有企业是否就意味着一个“好的企业制度”得以确立,在效率上是否会有明显提高,在技术创新上是否会有明显进步,更进一步讲,在社会资源配置上是否会有明显改善?

  客观地说,中国近些年来的引资改革的过程并不能提供这样明确而正面的证据。即便是放眼当今世界各国的全球化的进程,也不能提供这样的证据。

  前些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发现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在所有状况下都能同等实现那些理论上的好处,也就是说,全球化益处的发挥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政府治理的昌明和法治完备。一个缺乏良治的政府,一个法治松弛的经济体,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而陷入“裙带资本主义”的深渊。譬如阿根廷,它的经济非常开放,你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主要大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国外大银行在那里盖的大楼。但是,阿根廷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治理都非常不好,资源配置效率非常低,流入的大多数国际资本都被投入到裙带项目和对老百姓没有什么好处的无效项目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金增加,不是改善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而是加剧了资源的这种无效配置。

  一些地方政府为达成改制目的不讲手段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转型经济体:政府主导,尽管计划经济已然远去,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一些地方政府自觉不自觉地并没有放弃对资源配置的支配力。在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强力地介入到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除了以政策法规的制定者、执行者的角色介入经济活动,政府往往还直接控制着主要的企业和资源。

  对地方政府而言,当地的上市公司、地方性金融机构、土地资源等成为其直接掌控的主要经营性资源。政府功能自身的“越位”为国企改制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处于粗放的高速增长期,一些地方政府也自然处在经济总量增长竞赛的亢奋之中,陷入莫名其妙的“GDP崇拜”、“500强招商崇拜”中难以自拔。而摆在眼前的现实往往是,地方国企背负沉重的政策性负担、冗员和陈年债务,改制迫在眉睫,需要支付的巨大成本没有着落,地方政府急欲在产权市场招标出售国有股权以换取改制所需资金。只要能够达成改制的目的,手段已然不重要。

  强调按照资本意志行事正中外资下怀

  随着一些灰色民营大鳄垮台之后,地方国有企业,更准确地讲是它的实际所有人地方政府,对于国内民营资本的评价开始趋于负面,甚至充满了本能的敌意。对于急欲脱手国企这个“烫手山芋”的地方政府而言,外资自然就成了惟一的救命稻草:既可完成国企改革的任务,又有招商引资的成绩。从实际来看,外资已不满足于直接投资,它们希望与地方政府联手,用并购方式直接占领中国的广大市场,消灭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这从外资对一些战略产业的中国企业实行所谓的“斩首计划”

  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如果强调按照资本意志行事,那么在强弱力量明显不均的情况下,正中外资下怀。

  中国有个成语叫“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其中的道理,无论是参与国企改制的民资还是外资,他们显然都是深知的。通过编织一套说辞,从GDP、税收、就业、海外上市等方方面面来打动各级地方政府。在这种情形下,患有“招商引资综合征”的各级地方政府要想不被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所俘获都难。但这种GDP政绩崇拜下的“招商引资综合征”本身就不健康,最后成为输家收场是可以想见的,而这显然又不能被个人意志所左右。

  笔者并不想就民资、外资孰是孰非做一公断,对比之下,情绪化的争辩往往显得无力。但我们相信,只有随着政府职能的转换,法治的完备,“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新的因素(国际规范投资者、国际市场要求等)融入,普遍的财富观的改变,中国的国企改制方能结出健康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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