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海南学者）
9月1日上午9时，西安市莲湖区法院召开执行案款兑现大会，到庭的债权人达40余人，发还执行款达239万元，涉及合同纠纷、侵权、劳动争议、人身损害赔偿、劳务费等各类案件22件。（见9月3日《华商报》）。
执行是诉讼的最后一个环节，能否有效执行不光关乎司法公正的达成、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于整个社会秩序和风气的维系，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实践中的“执行难”
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慢慢发轫，并渐成司法顽症。大量“法律白条”的出现，不仅令个案当事人的权利得不到及时救济，更恶化了社会公平的交易环境，严重扭曲了社会观念，导致了司法权威的丧失。
而在“执行难”中，除了法院执行部门“难”以从债务人“执行”，还存在债权人难以从一些法院执行部门兑现已“执行”的执行款的现象。此前，诸如“涉县法院执行庭原庭长冯成生三年截留挪用执行款上百万”，“成都市成华区法院非法截留10万执行款向债权人敲诈”等等个案无一不在告诉我们，在一些时候，法院本身也成为“难执行”的症结之一。
从“执行难”的大背景下观察，虽然“执行案款兑现大会”是如此的珍稀，但我们仍不得不对“大会”背后透露出的问题有足够清醒的认知：对于业已执行的执行款，理应执行一笔，及时兑现一笔，而绝不能积弊成疾，再以“大会”的形式，邀三五领导出席获政绩展示之实。显然，涉及22宗各类案件和40余位债权人的这239万元执行款，不太可能是同一时间得到执行的。“集中兑现”的背后即意味着有些执行款项没有“及时兑现”。对莲湖区法院而言，不知有没有考虑，暂扣那些已经得到执行的执行款项直至“大会”的召开再“集中兑现”，在这一段尴尬的时间里，算不算“截留”？这一时间段内由执行款所产生的孳息，又如何处理？
当然，现行《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试行）》就将“执行款到账后”的兑现时间，安排了“在一个月内核算执行费用和执行款”，然后再“及时通知申请执行人办理取款手续”。这里的“一个月”，显然是兑现执行款的最长期限，并不是一定要等一个月，同时规定的“及时通知办理取款手续”也表明，应当执行一个兑现一个，不能“扎堆”办理。所以，涉及22宗各类案件和40余位债权人的这239万元执行款，是否都体现了“及时”的精神，应该给当事人明确的解释。
最高法院的肖扬院长前不久还着意强调了“迟来的正义等于无正义”。司法公信的建立当在“良法之治”与“良心之治”的基石之上。“集中处理”和“集中兑现”等“大会情结”的维系是现实司法生态的一种尴尬，这种尴尬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