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街头的傀儡娃娃

　　深圳街头的傀儡娃娃职业乞丐租用残疾儿童上街乞讨，犯罪分子操纵流浪少年偷盗抢劫

　　8月初，深圳市警方展开了打击操纵未成年人犯罪的专项行动，到月底，打掉涉嫌操纵未成年人抢劫、偷盗和行乞的团伙12个，解救未成年人47人，其中仅5人被家人领走，其余42人被送进了救助站。这些孩子来自大江南北，出身不同，有的是被家人抛弃、出租、出售给职业乞丐作为乞讨工具的残疾儿童，有的是因家庭问题流浪都市被人操纵犯罪的问题少

　　显然，他们已经喜欢上了救助站。

　　“这里有鸡蛋吃，有肉吃。”在深圳市救助站，13岁的王梅走在前面，她的双腿有些扭曲，双脚朝里长着，但还能比较稳定地行走。比她残疾更为严重的宫凤，吐字不清地叫嚷着，张着双臂，摇摇摆摆的，跟在其后奔跑着，光着的脚板劈劈啪啪拍打着地面。只需轻轻一碰，宫凤就会坐在地上。

　　一个月前，王梅、宫凤，和另外一个11岁的只能盘腿爬行的男孩王宁，与王清臣、宫纪兰和宫春备3个大人挤住在福田区沙尾东村一个阴暗潮湿的小房间里。王宁、王梅和三个成年人毫无血缘关系，宫春备与宫凤的所谓的父女关系还有待DNA鉴定。每天，三个大人带着他们，在深圳市人流如织的街头行乞。“要不到钱，老大爷(指王清臣)就打我。”王梅说。

　　8月10日，王清臣等人被带进深圳市沙头派出所接受调查，随后以涉嫌操纵未成年人乞讨的罪名被拘留。王梅等3个残疾孩子被送进了深圳市救助站。在这前后一个月的时间里，共有42名未成年人被送往这里，他们中有的是大人们的乞讨工具，有的是被操纵的犯罪少年。

　　阴暗小屋

　　早晨，救助站为孩子们提供的早餐是瘦肉粥；午餐通常是米饭和豆芽炒豆腐或者榨菜肉片，另外每人还有一只鸡蛋；晚餐和午餐几乎相同，但没有鸡蛋。

　　在进救助站前，3个孩子吃的是面条、馒头等面食。沙尾东村284号是一栋4层楼房，一楼有家煤气店，王清臣等人带3个孩子住的101房每月租金是三四百元，房内堆放了一些捡回来的垃圾，散发着一股浓浓的霉味。王清臣、宫纪兰夫妇睡在一张高低床的上铺，60岁的宫春备睡在下铺，3个孩子睡地铺。隔壁102房住着一个派送报纸的男人，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儿。同样十几平方米的103房被隔成两间，住着两户捡垃圾的外来人员，共有5人。

　　每天上午11点钟，3个大人推着自行车，分别带着3个孩子，穿过楼下的一堆垃圾，沿着弯曲而狭窄的小巷，走出沙尾东村，将孩子们分散到人流聚集的街头，晚上再将他们送到热闹的夜市，直到第二天凌晨才接回来。在深夜，喜欢叫嚷的宫凤常把邻居们吵醒，煤气店的王老板为此很不开心。

　　8月9日，深圳市沙头派出所接到群众的举报，第二天上午，3名民警来到王清臣等人的出租房，将他们一起带走。

　　据查，他们都是安徽省太和县宫集镇的村民。

　　2000元买个孩子

　　8月20日左右，两名深圳的民警，敲响了宫集镇王九庄村民宫云的家，在一阵狗吠声中，宫云抱着1岁的男孩，打开了大门。

　　宫云是王清臣和宫纪兰的大儿媳妇，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家，耕种八九亩田地。她的丈夫，在江苏无锡打工，农忙的时候，才回来帮忙。王清臣的小儿子王华林，常年在深圳打工。

　　不久前，王华林回老家住了两个月，听说父母出事后又赶到深圳。当23岁的王华林到达深圳后，也随即被深圳警方拘留，因为其参与了买王梅。

　　据王清臣等人交代，经宫春备的介绍，宫纪兰和儿子王华林，同样在安徽省太和县，从王梅的临时抚养人手中以2000元的价格购买了王梅。

　　深圳警方还在宫集镇了解到，王宁也是当地一村民捡回来的，抚养几年后，出租给了王清臣。王宁和王梅的真正身世尚不清晰。

　　而宫春备自称，宫凤是他和后妻所生，出生后，妻子去世，宫凤被送往外婆家抚养，几年后，又接了回来。户口本上显示，宫春备和宫凤确是父女关系，但其宫集镇的邻居们却不知道宫凤是否是宫春备亲生的。

　　两三年前，王清臣、宫纪兰、宫春备带着3个残疾孩子，赴深圳行乞，一直未归。宫纪兰仅在今年春节，孙子出生时回家一次。

　　“他们要挣钱，给小儿子娶媳妇，在我们这里娶媳妇要花几万元钱，还要建房子，否则没有人愿意上门。”宫云说。这个家庭只有4间房，而且已经破旧，院墙上、房顶上都长着碧绿的青苔和野草。带着王梅和王宁乞讨，是这个家庭改变命运的一种努力，至少在宫集镇已有不少人因此致富。

　　在被称为“专业乞丐村”的宫小村，虽然村路异常崎岖难行，但村内有不少体面的楼房。9月4日下午，在宫小村村委会门前炸油条的河南人马某，指着村民宫传德占地四五百平方米的3层新楼，无比羡慕地说:“都是‘带香’带出来，带的都是我们河南的瘫子。”

　　在当地，像王清臣这样“带瘫子”乞讨的就叫“带香”，“带香”者被称为“香主”。

　　专业乞丐村

　　在宫集镇的村道上、田地里，随处可见妇女的身影，而青壮年男子极为少见。宫小村村支部书记宫传文称，该村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外出打工，留守家里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其他村庄莫不如是，但“不知道他们在外打工，还是带香”。

　　近一二十年来，由于该镇宫小村有人因为“带香”致富，使得“带香”逐渐形成风气，宫小村也被称为“乞丐专业村”。最近几年，这种风气向周边蔓延，孟庄、王庄、二郎乡，更远的如蒙城县、涡阳县、颍上县、阜南县等，乃至河南的民权县均纷纷效仿。有的村庄，90％以上的农户都“带香”。高峰时，甚至有村干部也外出“带香”。

　　45岁的宫效喜，是宫集镇宫小村最早因乞讨而致富的人之一。1983年，采煤时，宫的眼睛被炸瞎，没有清洗干净的煤渣永远留在他的脸上。

　　宫效喜在家排行老大，当时，有3个尚年幼的弟弟，母亲常年有病，宫不得不走上乞讨之路。最初，有人通过亲戚关系，将自家的残疾孩子，送给宫效喜，带出去要饭，只希望有饭吃，“能养活就行”。他们虽然残疾，但他们有眼睛，可以带着宫效喜走南闯北。

　　10年以后，三弟和四弟都娶了老婆，1996年，宫效喜也娶了自己的表妹，1998年，他还盖了4间平房，虽然当时借了1.2万元，但一年后即还清。

　　宫家的10年变化，让宫小村村民看到了一条致富的捷径，于是纷纷效仿，他们四处寻找残疾儿童，足迹渐渐延伸到全国各地。他们普遍选择10岁到15岁之间，智力尚可的残疾儿童。

　　“香主”们游说孩子的父母说，带他们到广州、深圳看摊子卖香火，或者说带到饭店洗碗，到鞋厂搞包装。有人说，招收残疾人办厂，可以免税等等。

　　在邻省河南，甚至产生了“中间人”，这种人能说会道，在当地有一定威信。寻“香”的人住在他们家里，每天买鱼肉鸡鸭，好吃好喝，然后发动“中间人”在乡间寻找，成功游说一人，可获得几百元到千元不等的报酬。

　　“香主”们承诺，每月给家里支付两三百元钱，包吃住，每月还让孩子给家里打一次电话。有的为了取得家长的信任，一次性支付一两千元钱，但是把孩子带出来后，一分钱都不再给了。

　　有人舍不得孩子，“香主”们就把他们和孩子一起带回家住几天，每天鸡鸭鱼肉，让他们吃好，给孩子买饼干、面包，让他们自愿跟随“香主”们。然后，签订“租子协议”，最后还支付路费，送家长回去。也有的家长甚至分文不要，将孩子送给他人。有的“香主”没支付每月的“租金”，有的甚至几年都不送孩子回家，直到家长报警后，才让家长来接，而且只付给他回家的路费。

　　近二十年来，残疾儿童被租赁、转租、买卖、遗弃、相送的现象，在安徽、河南民间常常出现。

　　孩子乞讨，“香主”“过年”

　　在繁华的都市里，“香主”们的生活和行乞的残疾儿童是完全两样的，像王清臣这样清苦的，并不多见。他们住在旅馆里，每天，“香主”们用自行车，把小孩撒在街上，然后再回来睡觉、赌博。

　　2002年，宫集镇王庄的两个“香主”，在成都，因为争着包养同一个女人，相互抬价，结果两人互动干戈，大打出手。两家人乘坐同一个航班的飞机，赶往成都，解决纠纷。

　　“他们吃的是鸡鸭鱼肉，喝的是啤酒可乐，每天都像过年。”身为残疾人的宫效喜说，“可是残疾儿童呢，吃的是行人施舍的面包，或者用讨到的钱买点东西吃。不到天黑，不去接他们。”

　　假如乞讨得多，“香主”就给他好吃好喝，年龄稍大的，还给他找小姐。如果不听话，或者乞讨得少的，就会遭受打骂、恐吓，用皮带抽打，有的用烟烫、用针扎手指。

　　2003年，广州“宫璇璇事件”轰动一时，职业乞丐村——宫小村也引起了媒体关注。2001年2月，宫小村村民宫清平，到河南省太康县高贤乡漳北村徐某家中，谎称自己开杂货铺，收养残疾人可以免税，将徐家双下肢瘫痪的徐倩倩骗回家中，并改名为宫璇璇，然后带到武汉、广州等地行乞牟利。2003年11月，宫清平又以5000元的价格，从本村村民宫心明手中，买下宫小子3年的“使用权”，宫小子是宫心明拐卖来的残疾儿童。

　　2003年11月至2004年1月，宫清平带着徐倩倩和宫小子在广州行乞期间，每天割伤徐倩倩，然后放在街边行乞。2004年6月，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以拐骗儿童罪、收买被拐卖儿童罪和非法拘禁罪，判处宫清平8年有期徒刑。

　　“宫璇璇事件”引起了安徽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安徽省公安厅和太和县公安局，派人进驻宫集镇，宣传劳动光荣、乞讨耻辱的观念，并对“带香”村民进行罚款。但风声过后，情况依然。

　　“老大”手下的少年

　　当王梅和宫凤在一起的时候，宫凤总是捏着拳头，不知轻重地捶打王梅。王梅更喜欢王宁，这两个智力都偏低的孩子，尚可语言交流，而宫凤是哑巴。

　　现在，3人虽然同在深圳市救助站，但是，王梅、宫凤和王宁分别在女童部和男童部。

　　整个深圳市救助站，现有80多名未成年人，但只有4人是残疾的，而且女孩只有四五个，其他都是健康的男孩，均来自全国各地，他们都不乞讨，其中的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因为偷盗或者抢劫被抓，然后被送至此。

　　2005年，共青团广东省委、广东省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对广州、深圳等10个市的调查显示，广东省未成年犯罪中有51.8％是外省未成年人，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这些外来未成年人中，34％是父母或亲戚带出来的，23％是随老乡出来的，17％是和同学结伴同行的，26％是单独出来的。

　　2004年，江西省萍乡市9岁的肖检萍，跟着邻居周水根来到深圳，离家时，周说，带他卖花，但到了深圳后，周给肖吃毒品，上瘾后，让他去偷手机，交给周水根，周水根卖了以后，用一部分赃款从李红光、李文光和杨海均处，购买毒品给肖检萍。

　　贵州人李红光和李文光是姐弟，李红光与杨海均是一对恋人。他们和周水根同住在深圳的宝安31区。

　　几个月前，周水根因偷窃罪被刑事拘留，之后，肖检萍就与一个叫做刘秀明的老乡合伙偷盗，刘负责掩护，偷窃所得，刘得70％，肖得赃款后就到李红光处购买毒品。

　　8月8日下午4点多钟，深圳市福田区福田派出所的警官彭千山抓获正在行窃的肖检萍时，发现他的两只手臂上布满密密麻麻的针孔。

　　与肖检萍不同，王小兵是单独跑出来的。

　　王小兵原籍云南，1岁多时，他的妈妈带着他，和一个在云南打工的四川男人私奔，这个四川男人就是他现在的继父陶怀安。王小兵感觉继父对他不好，经常在酒后打他，而且至今还没有给他办户口。陶怀安解释说，他以前不知道户口有什么作用，所以没办，而现在办一个户口需要五六百元钱，但他没钱。

　　自从知道自己的身世那天起，王小兵和继父之间就存在着隔阂。去年，王小兵把书包放在教室里，离家出走了。

　　在深圳汽车站，有人问他，要不要做事，他就去了。当天晚上，很多人偷偷跑了，因为那是间黑工厂。王小兵也跟一个十八九岁的男孩跑了出来。

　　第二天，他们坐在公园里玩，一个二三十岁的男子过来问，敢不敢去偷东西，身上没钱、没饭吃的王小兵，跟着去了，而那个一起逃出的男孩，因为年龄太大，没有被“老大”收留。

　　“老大”名叫“彭开宏”，共操纵有5个少年，都是十五六岁，其中3个孩子的父母都在深圳打工，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回家，而王小兵和一个姓刘的孩子，与彭开宏一起，在深圳盐田区“宏业宾馆”长期包了一间房。

　　房间内配有电脑，可上网、玩游戏。彭开宏经常在晚上聚集十几个朋友，在房间里打牌、抽烟、喝酒。他们都是湖南人，共有二三十个，都在操纵未成年人偷盗、抢劫，足迹遍及东莞、惠州各地。

　　王小兵的一天

　　第一天，老大带着王小兵到酒店，他示范性地偷一次包，王小兵在一旁观看。第二天，王小兵就要自己去偷了。这是每一个新来的小弟都必经的过程。如果第一单活儿失手，回去后就要挨打，穿着皮鞋踢几脚，打几个耳光，再让你滚蛋。而王小兵留了下来。

　　此后，每天上午11点起床，早餐送进房间，然后每人出去“开一次工”再回来吃午饭，都在酒店点菜。午饭后，休息2小时，起床后，可以自己支配，到下午5:30以后再开工，直到晚上10点多，才收工。白天，他们在超市门口、火车站、汽车站抢项链。有人先踩点，判断项链的真假，然后被操纵的未成年人，趁人不备，从后面将项链抢走。每天，“老大”给每个孩子一两百元钱，用于打的士。因此，抢到项链后，他们立即打的士逃跑。到了另一个地方后，再电话通知“老大”和其他人过来，因为每个地方每天只能“开一次工”。夜晚的深圳，是偷包的最佳时机。“老大”先进酒店踩点，孩子们在酒店外等候，每人都有一部手机。“老大”踩好点后打电话通知两个孩子进去偷包，另外两个孩子在门口接应。

　　“老大”去吃东西时，即使有人睡着了，他都会叫醒。每次去休闲中心、桑拿浴室、卡拉OK厅时，他也会叫上这些孩子，如果有人不去，“老大”就给钱让他自己去玩。

　　他们就会去迪士高或者桑拿浴室去包小姐，带她们去吃夜宵，到游戏厅玩，然后开房。迪士高的小姐包夜450元，而桑拿浴室则要两三百元钱。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钟，他们再回宏业宾馆，睡到上午11点起床。

　　6月14日，王小兵被送进看守所时，“老大”还送去2000元钱，让他买东西吃。

　　而“老大”每天的收入都是三四万元。某日，开一次工，得到8万元，那天大家全部休息。

　　“老大”要求，每人每天抢一次，偷一次。如果有人上午抢了4条项链，晚上他就可以不必“开工”。完成不了任务的，回住处后，“老大”就会说，“你要努力，一天要花我几百元钱”。“老大不打我们，挺好的。”

　　当王小兵描述他的生活时，旁边的谈东和刘主华露出无限仰慕之情。谈东是江苏沭阳人，刘主华是江西赣州人，两人与王小兵相似。流浪少年成为被操控的主要对象，而这些流浪少年又有着极为相似的家庭背景:父母离异，或者丧偶造成了单亲家庭，或者是父母长期两地分居。

　　有了钱，他们就买东西吃、看录像、打牌、上网找同龄的女孩子聊天等等，还打电话给她们，或者找小姐。刘主华不断赞叹谈东每次做爱的时间最少可达半小时。

　　不想回家

　　和其他孩子一样，谈东虽然可以写出自己的家庭地址，并记得叔叔的手机号码，但他告诉救助站的地址是假的。

　　“他们都不愿意回家。”深圳市救助站的一名保安说。直到8月29日，谈东终于打电话给叔叔，要到父亲的手机。

　　在得知儿子的下落后，8月31日，在上海打工的谈兴国，立即请假，并于9月1日赶到深圳，将谈东接回江苏沭阳县的老家。

　　“以前没钱，我只在家附近打工，一天只挣十几元钱，只能糊口，所以谈东当初离家出走时，我没有去找。”谈兴国说，“而且，那时候，谈东很不懂事，10岁的时候，就经常跑出去玩，有时一两天都不回家，偷偷摸摸的，打了也没用。所以，感觉有和没有是一样的。”

　　一年多以前，谈兴国去上海打工，每天50元工钱，包吃包住。在上海，当他看到别人的孩子都很懂事时，他就想到自己也有孩子，但是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谈东越来越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所以在得知谈东的下落后，经济好转的谈兴国，什么也没想，就将儿子接回家。3年之后的父子相见，让谈兴国很开心，他感到儿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懂事了很多，说话和形象都变了，“回到家也帮着做点事情”。

　　谈兴国开始设计未来，他给谈东照了身份证照片，给他办理身份证，计划让他在家呆一年后，再让他出去，“学手艺，不能走歪了”。

　　然而，对于这次的见面，谈东的感受与父亲完全不同，他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家里比救助站好，在救助站没有一点自由，吃得也不好。”谈东说，“但是家里也不是很好，因为不好玩。”

　　王小兵的继父陶怀安希望他回家读书，因为作为特困户，子女读书免交杂费。但是王小兵根本就没打算回家，他报给救助站的地址是“湖南长沙”。

　　他们与王梅、王宁、宫凤不同，他们不喜欢救助站，也不愿回家，他们更喜欢外面的世界。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鲍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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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救助站里就餐时，孩子们一时忘却了外面世界的纷乱。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