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教授

　　我刚进大学时，中文系的教授屈指可数，很多老师白发斑斑依然是一个讲师。仅有的几个老教授可谓是国宝级的人物。当时“教授”两个字，让人肃然起敬。

　　后来一直生活在大学校园里，从硕士到博士，基本上天天都要与教授们打交道，教授见多了，也就不觉为奇了。但现在想来，对我的人生影响极大的依然是几个教授。读博士时的曹顺庆、乐黛云二位老师就是这样，在此暂时按下不表。这里叙及的，是另外几位教授

　　易漱泉教授是我的硕士生导师。我读硕士时研究生还凤毛鳞角，全国总人数还不到两万人。那时的导师带研究生基本上是“独生子女”，一个两个的。学生跟老师的关系也就像亲人一样，特别亲昵。事实上，易老师是把我当孩子看待的。每次到她家，老太太总是先拿出一些橘子啊、苹果啊之类的东西摆在我面前，让我边吃边汇报学习。那时我刚好失去母亲，老太太也就成了我精神上的母亲。老太太那时尚健康，不时带着我去访学。记得那次带我到西北大学和陕西师大去，她居然细心到给我买一个青花磁碗，让我吃饭时不至于乱用餐厅的餐具……仔细想来，老太太跟我谈的差不多全是学问。每次去了她家，临别时她总会从书房里找出一本书，然后在上面用娟秀的字体写上“赠小李，漱泉”几个字。老太太离开我们时给南斗哥立下遗言，不要惊动任何人。这样，连一栋楼的邻居也不知老太太平静地离开了。

　　另一个教授是张铁夫老师。张老师为人极为和善，特具亲和力、向心力和组织能力。因为他是搞俄罗斯文学的，而且长相也像个俄国人，学生们背后都亲切地叫他为“张铁夫斯基”。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我今天为人的一个楷模。他是个学问家，但绝不是个书呆子，为学谨严，但不迂腐。张老师曾当过某大学文学院院长，为人治学都极其出色。他当院长时的文学院可以说是最为兴旺发达的了，网罗了一大批的才子在其门下，像一家人似地相处和谐。张老师虽没直接教过我，但他是我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而且常年领导着我们从事专业工作，是我们这个学科的真正带头人。现在张老师虽然退居二线了，但只要他召唤，我们都会迅速地聚集在他的身边，组成一个临时的学术团队……我常想，张老师的学问文章和为人处事，真是做得扎实而轻松。

　　沙安之教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据说她出生在俄罗斯，直到成年才回到中国，她的中文讲得是相当糟糕的。因她女儿是我的师姐，而且她也担任过我们一些课程，所以偶有机会到过她家。她家既不讲中文，更不讲长沙话，而全是讲俄语。老太太为学十分严谨，任谁也不留面子。记得我的硕士论文，有一处翻译出了点小差错，在答辩时被她捕到，她硬是差点让我下不来台。直到二十年后，我想来依然汗颜。由于中文表达不畅，关于沙老太太的笑话也就特别多。传说有一天沙老太太感觉腹胀不畅，于是就去校医院看医生。医生望闻问切。老太太也一一作答。当医生问到她哪里不舒服时，老太太一时找不到相应的中文词汇，竟结结巴巴地说：“我感到胸部丰满。”结果让医生笑得喷饭……在学问做得比较浮燥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她严谨的样子来。

　　陈蒲清老师是我自小就心仪不已的一个教授。我在读中学时读到最初的一本《文言文基础知识问答》的书，上面的作者就赫然写着“陈蒲清”三个字。当时对他的敬佩真的是高山仰止。想不到后来竟成了同事。老教授上课极为敬业，做人与做学问一样一丝不苟。老先生是那种有点野狐禅的非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很多学问都是无师自通的。比如说，他没学过韩文，但却能看懂韩国古籍。他的韩国寓言研究走在了韩国人前面，很让韩国人没有面子。所以后来韩国人干脆把美元打入陈老师的账号，很多国故整理之类的事，就让陈老先生代劳了。令人特别敬佩的是，老先生年纪这么大了，对新事物接受还特别快。比如说电脑，陈老先生常常能将电脑大卸八块，然后重新弄好。什么装系统之类，对他而言更是一碟小菜，打起文稿来更是指健如飞。他年岁已高，但从不服老。那次去漂流，很多年纪稍大点的人都望而却步，他却跟我们一船，打起水仗来竟然像个孩子。他对功名似乎也极为超脱，把一切都看得很淡。从老先生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