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谁能阻挡春运涨价的年度性癫狂

　　曾经首次提起铁路涨价公益诉讼的郝劲松，再次以铁道部在春运涨价程序上存在违法为由，日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诉状，要求确认铁道部违法并索赔0.5元。同时被起诉的还有北京铁路局，郝劲松将其列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9月10日《京华时报》）

　　有人说“春运是老百姓季节性的伤口、是铁路部门年度性的癫狂”，这话可以用“

　　春运的“无涨不运”背后，是铁路系统抛弃公共企业的定位，夸大其外部经济性、规避其作为准公共物品的社会福利性的结果。任何一个公共部门，其公共决策的最优选择必须考虑到公平、正义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在价格机制配置铁路资源这个逻辑里，急需厘清的是铁路市场的终极目——提高乘客的福祉，对于以担当公共利益为己任的行政性垄断部门铁路来说，其目的就是让旅客便捷、低成本地流动。“运力”和“运能”永远都是矛盾，但只要涨了票价，必定会有人囿于票价成本而锁定原地。这里的悖缪在于：铁路部门的逻辑目的是运输旅客，结果却是阻止其流动——显然，它把减少客流当成了目的，把“涨价下无法自由流动的人们”当成了抵达这一目的的路径。那么，铁路到底是“方便自己”还是“方便人民”的价值取向就值得拷问。

　　至于“逢听必涨”、“因涨不听”的借口，是经不起法理推敲的。听证是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而非权力，因此，其无权自行裁量免除自己义务的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逢涨必听”这是刚性的法律，当然，要想把“春运听证”的民主价值无折扣地兑现，就必须以普通公众为基本坐标，消弭乘客听证代表在信息与话语方面的劣势地位。参与春运价格决策过程，决不是简单地以几个意气用事的"不"开篇、再以听天由命的涨价画上句点的。涨或者不涨、涨多还是涨少，应该是多方利益博弈的结论。

　　老百姓和铁道部门的“斗志斗勇”，常常输在“专门法院”和“部门法律”上。铁路法院本质是部门法院、企业管理性质的法院；再看关于铁路诉讼的判决依据，譬如对于列车撞人事件，铁路部门一般只愿出300元，依据是1979年印发的《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有利益关联的部门法院、更主要的是有规避责任和义务的陈年旧法做支撑，对铁道部门的诉讼常常是以“合情”而“不合法”谢幕。有损害必有救济，这是基本法理，遗憾的是，在我国公益诉讼机制缺失，法院在实体上还很难支持原告的诉请，加上相关法律制度的滞后，“旧法解新愁”是越解越糊涂。

　　程序正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抵达目的正义的征途上，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被“春运涨价的年度性癫狂”撞了一下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