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大搜索

　　9月9日晚上，苏州大光明影城3厅座无虚席，苏州大学教师在心潮起伏中领略了东京审判惊心动魄的殊死较量和中国法官与国家民族荣辱与共的非凡气节。孙宁华老师就是当天观看电影中的一位。她说，这部电影很精彩，一场场法庭论战震撼人心。

　　自从知道要拍这部电影开始，孙老师就关注起这部《东京审判》了。在观看电影的前两天，满腔热血的她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奋，久久不能平静地坐在电脑旁。一个想法突然闪

　　两天两夜的“大搜索”

　　《东京审判》以发生在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战犯的艰难审判过程为背景，各国法官和检察官等法律人士上演了一场场法庭传奇，尤其是中国法官梅汝璈的据理力争扭转了局面，以6票对5票的一票之差，用战犯的绞刑告慰了在战争中死难的中国人民。在历时两年半的漫长过程中，法庭共开庭817次，创下了国际刑事审判的记录。审判中，中国法官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学识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

　　孙宁华老师现年35岁，但她对那个时期的历史似乎有着深切的感受。她在苏州大学宣传部工作，对各个学院的历史都了如指掌，尤其是法学院。她很早就清楚向哲浚、倪征燠等是自己的校友，为此她感到无比的荣幸。“要想影片效果好，我以为校友会成为影片的主角。”孙老师说，本来想一睹校友的风采，结果根本没有出现，后来才知道，目前健在的惟一全程见证历史审判的，就只有高文彬一人。

　　“东京审判也记载了苏州大学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自从有了“校友”的猜测之后，孙宁华的搜索就开始了。她不断地在网上以“东京审判”、“东吴大学法学院”、“校友”等关键词，试图挖掘出更多的校友，再用已知的参与东京审判的校友们搜索，了解更多的不为人知的校友信息。

　　结果出来了！由于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中国赴远东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翻译等几乎都来自苏州大学前身东吴大学法学院，他们是：向哲浚（检察官）、倪征燠（首席顾问）、桂裕（检察官顾问）、鄂森（检察官顾问）、裘邵恒（首任检察官秘书）、高文彬（翻译、检察官秘书）、方福枢（法官秘书）、杨寿林（法官秘书）、刘继盛（翻译）、郑鲁达（翻译）等，东吴大学法学院也因此更加著名。

　　据了解，当时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并不在苏州，而是在上海。自1915年建院，这里为中国培养了数百位学术精英，包括新中国首任国际大法官倪征燠、小说家金庸等人。在20世纪初期，它被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比较法”学院之一。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向哲浚：收集证据量刑相关战犯

　　向哲浚是孙老师重点搜索的一个人物，也是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

　　在了解历史过程中，孙老师深切地感受到向哲浚等中国法律界人士在东京审判中遇到的重重困难，“他们做了自己所能够做的一切努力，真的很了不起，他们对法律公正的孜孜追求精神让我钦佩。”孙老师为这些苏大校友们的业绩感到自豪。据孙老师了解，1946年1月东京法庭筹备组建时，与美国等国拥有庞大的检察官阵容相比，中国方面的成员只有向哲浚及其助手裘邵恒两个人。而令向哲浚感到压力大的是，他去东京时只带去了一份中国政府认定的11个人的战犯名单。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在长达8年的抗战中，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是不证自明的，只需对其处罚就行了。然而，在国际法庭上，光宣布某人是“天下皆知”的战争元凶，因而判他死刑是不行的，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

　　在孙老师看来，向哲浚的最大贡献在于他能够团结国际友人的力量把审判带向正确的轨道。据了解，东京审判期间，向哲浚运用娴熟的法律和外交手段，将当时东京法庭的首席检察官、美国检察官约瑟夫·季南请到了中国，陪同其对“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了实地调查。这次调查不仅使季南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有了直接的感受，而且收集到了大量的人证和物证，这些证据对后来法庭审理上述两大事件以及相关战犯的定罪量刑起了巨大的作用。

　　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写道：发生在中国南京的大屠杀是日本军队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罪恶行动。松井石根是日本陆军的高级军官，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控制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他玩忽职守，他必须对南京大屠杀承担责任。

　　1948年12月22日深夜，松井石根和其他6名日本战犯相继被执行绞刑。

　　倪征燠：铁的事实指控日本战犯

　　孙老师介绍说，倪征燠祖籍江苏吴江，出生在黎里镇。1928年，倪征燠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1930年获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46年至1948年，倪征燠博士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是参与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中国主力法官之一。

　　就在东京大审判进行到半年的时候，参加审判的中国代表团发现，由于中国方面准备得不够充分，而日本战犯又都配备了资深的美国辩护律师，这使他们逐渐陷入困境，也让审判受到重大影响，直接导致了对那些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的罪行指控不利，有可能让他们逃脱公理与正义的制裁。

　　危机时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急忙回国搬兵，点名倪征燠出任中国检查官的首席顾问。

　　日本陆军上将、参与策划和实施了“九·一八”事变的板垣征四郎扬言要和中国检察方面大战三百回合。1947年10月9日是极其精彩的一天。板垣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想说明“满洲国”根据“民意”成立；七七事变后，他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倪征燠根据日本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密电、动员令等重要材料盘问反驳，面对大量铁的事实，板垣无话可说。

　　“后来，倪征燠应邀担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兼法律系主任。”孙老师说。晚年的倪老在1984年，由中国政府推荐，经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分别投票选举，倪征燠教授当选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法官，由此步入世界司法的最为神圣的殿堂，连续三届成为12位国际法院大法官之一。2003年，倪征燠逝世于北京。

　　裘劭恒：说服末代皇帝出庭作证

　　裘劭恒于20世纪30年代，获得了东吴大学法学学士的头衔。1946年，远东国际法庭组建时，作为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首任秘书，他肩负着搜寻证据的任务。在1946年3月到4月，向哲浚和裘劭恒频繁回国，前往过去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但由于战争期间中国方面没有注意搜集和保留证据，日本方面又严守军事秘密，投降后又销毁了大量犯罪证据，让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工作困难重重。但裘劭恒最终找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约翰·梅奇牧师等关键人物。

　　1946年8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作为国际检察局3个王牌证人之一，出庭整整8天，在东京引起了震动。而这名关键人物是被裘劭恒说服出庭的。

　　在日工作半年之后，首任检察官秘书的裘劭恒返回上海从事律师工作。

　　孙老师最后感慨万千：“参与过东京审判的所有中国人，他们的分工虽各有不同，但都秉承着这样的态度：历史不容篡改，忘记它，就意味着背叛。”

　　通过孙老师的详细调查了解，记者对苏大校友们在东京审判过程中的历史贡献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就孙老师关于苏大校友任东京审判中法官的搜索调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有关人士建议苏州大学可以进一步收集苏大校友在东京审判的各种物证资料，在一定时候可以进行主题展览，作为校史资料的重要补充。

　　链接

　　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诞生和贡献

　　在法学教育史研究界，历来就有“北朝阳、南东吴”的说法。“北朝阳”是指北京的“朝阳大学”，它是民国元年（1912年）由汪子健先生倡导、北京法学会同人集资创办的第一所专门研究和教授法律的大学。“南东吴”则是指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是由美国人创办的一所以研究英美法为主、兼及国内法的比较法学院。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是苏州东吴大学的一个分部。

　　时值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大清封建王朝推翻不久，宪法要编写，各类法律条文要起草，但当时的中国法律人才奇缺，尽速培养中国的法律人才是当务之急。

　　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

　　该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