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艳兵
领导干部出境培训，一年不得超过一次。日前，四川省委组织部发出《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境外培训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市(州)委组织部，省级各部门、各单位人事(干部)处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境外培训管理（9月10日《成都日报》）。
官员境外培训一年不得超过一次，这与其说是对官员出国的最高次数限制，还不如说是他们出国的“最低频率保障”。因为大凡有事业心的官员，都会把境外培训看成是“重要的、难得的、且有针对性促进实际工作的学习机会”，而非借机到境外观赏异域风情。常言道：“心底无私天地宽”，官员们既是襟怀坦荡，对这样一年中“有且仅有”一次的出国机会，自然会“当仁不让”、用活用足。
官员出国为何需要“低保”？这和当前的“恶劣生态环境”不无关系。尽管公众对官员借学习、培训、考察之名行公费出国旅游之实的现象“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但牢骚和怨气总是少不了的，特别是《学习时报》振臂一呼——“仅官员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后，公众对官员出国的质疑、追问和责难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以至于官员参加一些“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确有必要的境外培训，仍然得不到公众的理解、接受和支持。
就规定本身而言，同样让人匪夷所思：官员境外培训如果确有必要，确实能起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效果，这一规定无疑会极大地打击和限制官员们学习进取的热情，是领导干部出国学习制度的倒退；如果无什么必要或可去可不去，不说一年不得超过一次，就是几年不超过一次，一辈子不得公费出国，也是应该的；如果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只“有必要但不划算”一种可能，而这把锁恰恰又是“一年不得超过一次”打不开的，因为根据目前的官民比，如果所有官员都“开足马力”，虽然“单产”降下来了，总量反而会更“坚挺”。
按照公共管理的最新理论，政府行为必须以公共服务为最终最高的价值，政府一切行为都必须以服务公众为目标；政府做出具体行为之前，都必须站在普通公众的立场上，计算这一特定政府行为给老百姓带来的成本与收益，若成本过大且收益不确定，那么政府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放弃这一行为。基于此，规定官员参加境外培训的“频率”，实则是画蛇添足，因为，对于官员出国，公众最关心的是效率而非“频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