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指导学生规划人生

　　□在创作上取得成功没那么容易，要经历风雨和磨难，现在很多所谓的“小作家”，被媒体炒作和追捧的那些孩子，她很是担心，担心他们被“捧杀”。在今年北京市政协会议上，她呼吁对低龄化写作要正确引导，“不能害了这些孩子”。

　　□人生需要策划，一个好老师，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还要指导学生思考、规划、引领自己的人生。

　　北京市政协委员，首都师范大学影视文学系主任、教授冉红

　　另类的教学思路

　　采访冉红，经由她的一个学生介绍，他告诉我：“这个老师很特别。”

　　面对愈加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对用人单位挑剔应届大学毕业生缺乏工作经验，冉红坚持己见：一是反对所有学生加入考研大军，二是禁止在大三之前实习。

　　“工作不好找，所以要考研，揣着这种想法的学生，将来拿到硕士学位后，情况可能更糟。”冉红说：“考研不是兜底条款，无意识考研害死人。”

　　“大学阶段，实习是肯定要安排的，但过早实习，耽误正常学习，心也会不安分了，得不偿失。毕业后，很难再找到像大学时代这样心无杂念地汲取知识的机会了。”冉红说：“我不允许我的学生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就走出校园实习。”

　　“用人单位只要研究生，不考又能怎么办”，“平时学习，假期实习，学习实习两不耽误”，这些声音构成了当下应对就业局势的“主旋律”，面对这些所谓的“主流话语”，冉红的声音显得有些另类，她的方案显得有些冒险。关键是，结果怎么样呢？

　　“今年，我的三个学生分别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笔试成绩好，说明他们的基础知识扎实，面试成绩高，两本拿得出手的书，功不可没。对于找工作的学生来说，把这两本书拿给主考官，所具有的能力和取得的成果，都可以不说了。”

　　冉红所说的两本书，是《哈利·波特面面观》和《讲述当年的故事——北京解放前老妇救会主任访谈录》，它们是2002级影视文学系学生作品的结集，分别收录了他们对哈利·波特系列作品成功的思考，以及所采访的100多名老妇救会主任的故事。

　　给本科生出书，把他们思考的成果固定下来，很少有老师会这么操作，其实，这也超越了学生和社会对于一个大学老师的期待。

　　“这些孩子刚入学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为他们的将来准备些什么。”冉红说，人生需要策划，一个好老师，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还要指导学生思考、规划、引领自己的人生。

　　“就我们文学院的学生来说，必备的两项核心能力是文字和评论能力，《哈利·波特面面观》展示他们思维的光彩和评论的特色；《讲述当年的故事——北京解放前老妇救会主任访谈录》让他们身临采访一线，锻炼和展示沟通能力、文字组织能力。”

　　采访老妇救会主任，是一段辛苦的经历，影视文学系的老师带着学生奔波于北京18个区县，整整忙了一个假期。所得到的，已远远超越了“一次社会实践”，这样的红色题材，让学生们深受教育，“什么叫英勇无畏，什么叫投身革命”，许多学生在总结中抒发那份真实而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讲述当年的故事——北京解放前老妇救会主任访谈录》出版后，北京市政府给在世的每名妇救会主任发放了1000元生活补助金，并倡导各区县每年要拿出一定经费贴补这些人的生活。

　　除了策划大型活动，冉红还提供各种实践机会，让大学高年级学生发挥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她从不让喜欢摄影的同学去剪辑片子，也从不让擅长编剧本的同学扛上摄像机，她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爱好，他喜欢做什么，就让他去做什么，让他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得到更多的锻炼。“我的本科生找工作时，比起很多同龄人，更要了解自己的所长，也更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甚至比许多博士生都更懂得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16年的等待

　　比起身边的大学教师，冉红的经历丰富许多，她还是儿童文学作家。

　　“当年来北京，也就是凭作品。”冉红是重庆人，大学毕业后，到新疆师范大学任教，1994年，以特殊人才身份被引进到首都师范大学。

　　当时的冉红，以独特的作品，在儿童文学界享有独特的位置。她写的文艺作品，将科学和艺术融合其中。《会唱歌的土豆》，是其代表作，反映了放射性元素在大自然里的奇特现象，囊括了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中国电影童牛奖，中国电影骏马奖等多项大奖。

　　“土豆”，冉红亲切地称呼着它，“1983年创作，1999年由天山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影片，这中间的16年，实在是一本苦难经。”

　　1983年创作完成时，冉红把作品邮寄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里很看好，不料，开始看外景时，电影厂改制。“说砍就给砍了，说不拍就停工了，对我打击很大。他们的领导一再和我解释，不是因为剧本质量问题，而是因为儿童片的市场效益问题。”

　　1989年，中国儿童电影厂也曾打算拍摄“土豆”；199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也曾把“土豆”列入计划，都是半途而废，这其中“尽是些不好说，也不必再谈”的原因。

　　1999年，天山电影制片厂的一位领导找到冉红，又要拍摄“土豆”，那时，“土豆”已经16岁了。

　　1983年到1999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多少变迁，把一个16岁高龄的题材拍摄成电影，能行么？幸运的是，天山厂和冉红一样有信心，他们相信这一题材依旧是崭新的、未被超越的。至今，这部电影仍旧是天山厂引以为豪的选择，它为这家电影厂创造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

　　“你看，作家没那么好当吧？16年呀，说是苦难经一点不夸张，那些年，为了‘土豆’，我东奔西走争取机会，看着‘土豆’的命运，一次次遭遇变革，我心里难过，压力也好大。”冉红说，在创作上取得成功没那么容易，要经历风雨和磨难，现在很多所谓的“小作家”，被媒体炒作和追捧的那些孩子，我真是担心，担心他们被“捧杀”。

　　“前年北京市两会时，我提交的政协提案就是‘当心捧杀’。对于那些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将来的路还很长，过早戴上光环，生活在被追逐和夸赞的环境里，很容易失去方向。”作家冉红之所以成功，16岁高龄的剧本之所以能够赢得市场、长演不衰，就是因为独特，因为作品里文学以外的内容——科学，在她看来，作家不能光懂文学，还必须懂得科学知识和历史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自己独特的位置，她不赞成让孩子过早陷入到写作中，“起码在义务教育阶段，应当全面发展、全面吸收知识，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和媒体要本着负责的态度，去对待那些有文学天赋的孩子。”

　　两年过去了，“捧杀”之风愈演愈烈，冉红在北京市政协会议上继续呼吁对低龄化写作要正确引导，“不能害了这些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