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报：“国务机要费”案之于陈水扁

　　人民网9月11日电台湾《联合报》今日发表社论说，“国务机要费”案的侦查进度已面临重要关口，但各界对未来案情发展的预测却呈现两极化。

　　社论指出，一种看法是对承办检察官陈瑞仁颇有寄望，认为不日即可见到他以“被告”身份传讯陈水扁夫妇；另一种看法则颇为保留，认为陈瑞仁未实时搜索太“总统府”，及间隔13日侦讯陈水扁及吴淑珍，皆与台开案不搜索赵建铭寓所，及故意纵容赵家以串供空

　　有一种看法认为：九月五日陈水扁“出访”返台前夕，至九月八日“九九运动”登场前夕，四日之间，台“高检署”项目小组的一连串动作，也许透露了“国务机要费案”未来发展的趋向。

　　社论分析，九月五日，媒体报道，由于“反贪倒扁运动”即将登场，为避免虚耗社会成本，检方将“适当公布案情”，“以使社会对该案之是非判断有所准据”。这个消息，句句皆可玩味；所谓“是非判断之准据”，似乎透露了检方的心证已经完成。

　　九月六日，媒体报道检方已于八月七日“密讯”陈水扁。接下来的一整天，检方对此一消息皆“不予证实”。一直至午夜过后，台“总统府”始发布消息，证实了此事。此一过程也许可解读为：检方“礼貌性”地将主动证实的先机保留给“府”方，“府”方则可能仍希望检方继续“不予证实”，但被检方拒绝，并称次（七）日检方将予公布，于是迫使“府”方不得不在午夜过后证实此事。

　　九月七日，检方举行正式记者会，公开宣布，曾以“重要关系人”传讯陈氏夫妇，并分别当面谕知可能涉及伪造文书及贪污罪，又谕知可以请律师到场。此一说法证实，检方不是以“证人”身分侦讯陈水扁；但“重要关系人”一词虽常见于司法实务，却非法律名词。至晚间，检方又私下放出消息称，陈氏夫妇的身分是“潜在性被告”。但这仍不是法律名词。

　　九月八日，检方又称，不排除第二次侦讯陈水扁夫妇，届时，在传票上可能将二人列为“被告”。

　　社论认为，就当前所知案情，李碧君已是“被告”，则陈水扁既承认嘱吴淑珍搜集发票，而吴淑珍又已承认向李碧君等等搜集发票，则吴淑珍可以断言一定会被列为“被告”。

　　问题在陈水扁作为“总统”享有的“豁免权”。台湾“宪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总统’除犯内乱或外患，非经罢免或解职，不受刑事上之追诉。”然而，所谓“不受刑事上之追诉”，是说侦查若发现有罪嫌，不受起诉审判；但绝非不受侦查，或侦查发现有罪嫌不予记载及发布；而是若发现罪嫌，须待卸职后再追诉。

　　昔李子春传讯陈水扁，今陈瑞仁就讯陈水扁，皆已在实务上证实了“不受追诉”绝非“不受侦查”，且“不受追诉”亦绝非“若有罪嫌，不予公开”。

　　社论说，事理至明。以“国务机要费案”为例：本案显有包含陈水扁在内之共犯结构存在，倘不传讯陈水扁，即不可能发现完整真相，则连其它相关嫌犯亦不能诉究。宁有此理？进一步言，若依陈水扁夫妇所说，“国务机要费”既然藏有那么多“机密”，则是否可能涉及“内乱、外患”之用途，亦应查明方知。总而言之，陈水扁绝对没有“不受刑事侦讯”之“豁免权”。

　　如今，陈氏夫妇已公开承认他们是拿假发票报假帐的“伪造文书”之共犯；唯辩称报帐皆系用于“秘密外交”、“一毛钱也未收进私人口袋”。然而，首先，依法“国务机要费”“绝对”不可移为“秘密外交”之用途，否则即可能涉及图利或贪污渎职。其次，陈水扁擅自编造“机密”科目，就法律明文言，显在“隐瞒违法或行政疏失”，及“掩饰特定机关（总统府）之不名誉行为”，检方除应以违反台湾“国家机密保护法”查办其共犯结构外，亦必须逐项逐人彻底侦查其所谓“秘密外交”之虚实真伪。届时即知，绝无意外：落入陈氏夫妇私人口袋的，当然不只是“一毛钱”！

　　社论最后说，综上所论，吴淑珍必将收到一张“被告”的传票，应可断言；陈水扁亦然，因为“豁免权”并不能排除他成为侦讯期间之“被告”，而只能免于在任内以“被告”身分被起诉。即使不列被告，陈水扁以“重要关系人”所犯之罪嫌，亦应于侦结之日公诸社会。

　　台“高检署”既已自知：“国务机要费”之案情攸关“国家是非判断之准据”。此时，陈水扁正在冷气房里坐等此项“准据”的出现；而万千民众亦在凄风苦雨中苦候此一“准据”之建立，他们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的煎熬，皆是神圣的司法当局之“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