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后危机综合征”亟需调理

　　直言

　　刘海斌

　　昨日上午，小湘女的送别仪式在广州举行。现场不少市民的唏嘘送别，说明这个小女孩的非正常离世引起的反响非同寻常。

　　这些天来，3岁小湘女的骤然凋零深深刺痛了大众。从媒体报道、朋友聊天、网上议论彼此印证，不少的市民正在相互提醒:以后带小孩出去，无论是在街道上行走还是在商场里购物，无论是在草地上玩耍还是在公交车站候车，举凡各种公共场所，都要时时刻刻紧紧盯住、盯住，千万别让孩子脱离自己的手心，千万别让陌生人接触孩子……联系起此前一周内在五羊新城年轻女子朱凤梅遭抢致死案件，不少女性同胞述说这些天独自一人走路感觉特别害怕，她们选择尽量走在路中间，而且每当有摩托车开过和旁边有人快步走或跑就特别害怕——是不是有坏人来了？

　　惨剧，让但凡有恻隐之心的人们受到了冲击。大家体会的不仅是生命的无常，而且是对这个城市公共秩序、社会治理的担忧——这样的事还会发生吗？发生这样的事对你我意味着什么？在这样的事件中政府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社会心理学中，这属于典型的“后危机综合征”(PTSD)。研究表明，惨绝人寰的悲剧或危机会给民众带来心理震荡，这包括对外界刺激反应过度，忧虑、失落、无助、妖魔化事件，难以体验到他人的关怀以及社交恐惧等等。而据统计，有4％－30％的人会患上“后危机综合征”，持续时间至少在一个月以上。

　　大量事实表明，如果在危机中，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进行了有效的危机处理和信息传播，则公众就能够较快摆脱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使集体凝聚力增强、对政府的信任度提高以及对未来更加充满希望等。因而，这些天来，对于受伤的城市群体心理最好的调护是，对失去幼子的任氏夫妇及亲人展现出羊城强烈的同情、关注和帮助(这种帮助和安慰应同样给予打工杀人者郭云的父母和亲人)，以及对事件发生的原因作出彻底的调查，对导致事件发生的缺陷机制作出应有的改正。然而，现在我们多少感到遗憾。小湘女事件从深层次折射出的，是我们对社情民意的反馈机制及城市公共心理危机应对机制的欠缺。

　　对任何城市管理者来说，因为机制匮乏而导致危机处理形象冷漠孤傲，是一种危险的状态，它让民众对社会管理者的能力产生怀疑。强化对民众情绪的感同身受能力，见微知著，适时对受伤的城市社会心理进行引导和呵护，不仅彰显政府“以人为本”的理念，更体现一个地方的善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