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后“9•11”时代：人类需要超越的智慧

　　□毕诗成

　　恐怖组织是一个由仇恨衍生的非国家的网络，而法西斯主义则是民族国家的极端，如果把后“9·11”时代的反恐，强化到对于民族国家的战争仇恨，那么，显然人们并未从5年前那次3000人死亡的恐怖中，汲取真正需要的东西

　　弹指一挥5年间。

　　5年前的9月11日，一个原本平常的日子，却因为一次恐怖袭击，成为开启一个新的不确定空间的符号节点。

　　五年后，有学者说，“9·11”的意义被夸张了，回顾人类的历史，比这更惨的惨剧发生了多少？9月10日，留美学者薛涌在媒体上撰文，试图告知人们，现代大众传媒，把曾经的场景不停地渲染，某种程度上“戏剧化”地夸大了那次人间灾难（9月10日《新京报》）。此言不虚，却不尽然。

　　有“史学之父”称谓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判断什么历史事件发生、怎么发生是不可能的；但记录这一事件在世界中所引起的回荡，则是历史学家的责任。自由的传媒似乎正在通过无处不在的镜头，来实现前一种判断；留给更多人思考的，则是后一种“回荡”，对于世界来说，对于人类来讲，意味着什么。

　　“9·11”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这或许是个全球化的附带品，再或许是冷战结束后，对抗逻辑寻找到了新的寄生。我们头脑中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观点被彻底颠覆，人们越发地发现，世界，并非一个又一个国家的简单叠加，世界的安全，无法再靠几个大国或几个集团之间的制衡来实现。诞生于民族国家内部的仇恨、对抗与恐惧，正在以越发简单的方式，繁殖着一次次实力不对等的恐怖袭击：马德里、伦敦、约旦、印度……人们永远无法预知，下一次会在哪里。

　　根据报道，今天，纽约世贸中心纪念馆将展出50幅巨幅照片，CNN将再现2001年事件发生当天的实况，全世界更多的媒体，将带领人们，展示并回顾那个曾经的恐怖。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布什最近又把拉丹、萨达姆比作希特勒，把对伊战争比作反法西斯战争。显然，与二战胜利纪念所秉持的“前事后师”的逻辑不同，对于“9·11”的纪念，很多人的头脑中，无意识地具有了更多的强化惨剧、强化人们对于恐怖分子仇恨的因子。

　　这似乎没有错，但谁又能明确地说出来，除了那个五年后仍然不知在何处的本·拉丹，以及已经被贴上恐怖标签的一些人之外，未来的恐怖分子在哪里？发生在莫斯科切尔基佐夫市场的爆炸案，作案的3名大学生，其动机仅仅是“亚洲人让他们感到不舒服”；发生在伦敦的连环大爆炸，布莱尔首相曾声称这是对“社会价值观的袭击”，但警方认定的4名作案嫌疑人，却都是在英国土生土长，从小就接受英国的教育，他们的观念、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英国式的———并非不同文明间的冲突，而是相同文明里的裂变。反恐，真的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

　　亨廷顿说，世界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穷人和富人。其理解延伸开来：世界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认同世界的人与不认同世界的人。如今的冲突已经超越了国家，甚至“文明”的界限，当几个“愤青”通过自己的极端行为，便可以令世界更加混乱的时候，各国的内外政策似乎更需要加强“向内指向”的反思了。

　　后“9·11”时代的最大特点，便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对抗的主体不再是简单的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时代，沟通与理解，越发重要。恐怖组织是一个由仇恨衍生的非国家的网络，而法西斯主义则是民族国家的极端，如果把后“9·11”时代的反恐，强化到对于民族国家的战争仇恨，那么，显然人们并未从5年前那次3000人死亡的恐怖中，汲取真正需要的东西。

　　9月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全球反恐战略》，以协调各国打击反恐的努力。这或许是对“9·11”的最好纪念吧。最让人感动的，不在于时间上的契合，而在于192个成员国，能够第一次坐下来，面对面，对于反恐达成一致的意见。对于“9·11”，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美国人，而应该是所有的“地球人”。此时，我们再一次想起了中国人“推动和谐世界”的智慧，而在耳边，不时萦绕的，却是“反恐如反法西斯”的愤怒之声。人类，真的无法超越自己吗？

　　（日京／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