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寡妇陷入感情危机

　　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盛 森 王 简

　　消防员遗孀们常年参加悼念活动，还要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庭

　　五年前，黛博拉和苏珊两人素不相识，她们的丈夫都是消防员，“9·11”那一天，黛博拉的丈夫遇难，苏珊的丈夫约翰幸免。让黛博拉化悲痛为希望的，正是丈夫的同事约翰

　　五年中，在纪念“9·11”的各种活动中，黛博拉与约翰多次相遇，他们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慢慢地走到了一起。“9·11”两周年纪念日那天，约翰向妻子苏珊提出离婚。他正式成为了黛博拉的丈夫。

　　五年后的今天，黛博拉和新丈夫约翰平静地生活着，他们终于可以坦然面对“9·11”的伤痛。两个人都表示：“‘9·11’让人觉醒，生命如此短暂，一定要跟真正爱的人在一起。” 苏珊高喊出：“我才是真正的寡妇。”

　　凌晨1点，黛博拉坐在门口等来丈夫牺牲的消息，葬礼上，她与约翰相识

　　黛博拉·阿玛托和苏珊·泽库拉卡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的丈夫都曾是消防员，年龄都在40多岁，都是4个孩子的母亲，两人都是全职太太。虽然两家都住在纽约的斯坦顿岛，但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黛博拉和苏珊并不认识。

　　黛博拉长得漂亮，身材姣好。她的丈夫詹姆士·阿玛托是纽约消防一大队的队长。虽然结婚多年，两人的感情仍然很好。“当年，邻居都夸我们不像老夫妻更像恋人。”黛博拉回忆说，她对丈夫一直用“吉米”这个昵称。

　　撞机发生后，她接到了消防中心打来的电话，“我们跟詹姆士失去了联系，但一切都会好的，不要担心”。后来她又接到消防中心的两个电话，都说让她安心等待。

　　黛博拉不敢再看电视了，她抱着电话机，坐在大门口等消息。凌晨1点钟，她看到一辆灰色的卡车开进小区。车里有两个人，开车的是吉米的同事格兰·科内戈。很快，黛博拉发现不对劲儿。格兰穿得太整齐了，蓝色的队服、白衬衫和领带。做了十几年的消防员家属，她知道消防队规定，传达坏消息的人必须穿成这样。

　　黛博拉的第一个反应是逃跑，她只记得听见格兰说：“黛博拉，我有不好的消息……”以后就晕过去了。她恢复知觉的时候，已经是凌晨3点。她发现家里来了50多人，熟人和陌生人都有。他们送来鲜花、食物，甚至巨额支票。第二天，又有更多的人来慰问她。就这样一直持续了好几个礼拜。黛博拉和约翰是在吉米的葬礼上认识的。约翰是吉米的队友，也是消防队里几个幸存者之一。约翰说：“‘9·11’之后，我所有的好友和熟人几乎都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觉得悲伤、孤独、内疚。”

　　黛博拉成了百万富翁，主要社交活动就是穿着黑白色衣服参加“9·11”纪念活动

　　“9·11”之后，黛博拉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没完没了的仪式和社会活动、突然成为公众人物后的尴尬不适应、从天而降的巨款、旁人的嫉妒和不理解……这些比失去亲人的痛苦还难以应付。

　　据统计，仅在“9·11”后的两个月里，斯坦顿的各个消防队就收到捐款上百万美元。在领到政府抚恤金之前，黛博拉的银行存款就已经迅速增加到80万美元。有人亲自到消防队捐款，有人把钞票放在信封里寄给她，也有人干脆把钱塞在她家的信箱里。

　　此外每个消防员殉职抚恤金是26.2万美元；世贸双塔基金会拨给每个牺牲的救援人员家庭40万美元捐款；政府设立的受难者赔偿金170万美元。加起来，每个消防员的遗孀拿到的金额大约是二三百万美元。

　　然而现实生活充满了戏剧性，有人开始称她们是“百万寡妇”。还没到一周年，舆论对“9·11”寡妇的态度已经开始改变了。黛博拉发现说风凉话的人多了，来找她借钱的人也多了。

　　“我很寂寞，我想找回被爱的感觉。”黛博拉把这个想法告诉给几个好朋友，“不久以后，我听到传闻说我要另寻新欢。”黛博拉意识到最后几个可以交心的朋友也疏远了她。从此黛博拉很少出门，主要社交活动就是参加各种“9·11”纪念活动。那段时间，黛博拉的衣橱里只有黑白两色，全是参加悼念活动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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