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峰
上月，参加北京某技术培训中心商账追收师培训的学员“满怀喜悦”地拿到了《全国统一职业培训证书》，成为国内第一批“持证上岗”的商账追收师。据说，在就业市场上，这些商账追收师颇受欢迎。有预计说，在短期内，我国商账追收人才的缺口在10万人左右，而在未来十年内这一缺口将达到百万。
中国需要100万名商账追收师，好个庞大的市场。按照某商帐追收联盟透露的数字， 当前我国国内企业间的债权与债务总计高达10万亿元。虽然此数据来源不清楚，但7月7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清理拖欠工程款电视电话会议也透露，全国建筑企业通过中国工程建设信息网上报的2003年年底前已竣工项目拖欠工程款共1860亿元。建筑企业拖欠工程款，显然远远不是“国内企业间的债权与债务”的全部，但1860亿元的巨大数字也足以让我们警醒，难道中国真到了百万商账追收师南征北战的时代了？
商账追收师在中国经济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又怎样起作用？透过近年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真实案例我们可略见一斑。据绍兴市媒体报道，目前该市注册的企业咨询、调查类的公司有10余家，尽管这类公司的经营项目上没有一家是涉及讨债的，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些公司中的不少业务就是讨债。一旦讨债成功则按比例提成，比例标准由账龄和讨债的难易度决定。一位老板向媒体透露，他从事讨债这一行已有5个年头，一旦有活就招呼手下的“兄弟”一起干。他还透露，干他这一行的不少人都进了监狱，他之所以至今还安然无恙，主要是能很好地把握好讨债时的分寸。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且需不断完善的今天，该怎样解决困扰企业的“收款难”问题？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我们发现了这样的表述：“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在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市场经济实践中，我们也发现了世界各国的探索成果。比如，美国是世界上信用交易额最高的国家，但美国人并没有大量雇佣“兄弟”来防止拖欠。其信用管理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终身无法伪造的社会安全号，政府部门、银行与公司客户都可以通过这个号码在网络上查询公民的信用记录。当一个人的信用不良时，其记录上会有所显示。当个人信用破产时，他不能出国旅游，不能使用信用卡，不能享受贷款服务，不能购买高档商品……
2000年6月15日，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关于取缔各类讨债公司严厉打击非法讨债活动的通知”指出：讨债公司“助长了有法不依的行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任何形式的讨债公司。笔者从有关部门获悉，上述规定并未过时。如今，面对一时难以解决的“收款难”问题，倘若忽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增强社会信用意识”这个本，而痴迷于什么商账追收师，这不仅是舍本逐末，更是饮鸩止渴——因为，连有合同保证的合法生意都无法收上帐来，这为国家明令禁止的讨债生意又怎能令人信任。倘若收到一笔巨款后，商账追收师携款潜逃了，讨债公司人间蒸发了，委托方是否需要再雇佣另一家讨债公司去追这一家？如此追来追去，中国何止需要100万商账追收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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