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请病假凸显权利不平等

　　●王希忠

　　日前，深圳罗湖区某环卫公司工人罗某突感身体不适，支撑不住，向当班的管理员余某申请病假。罗某称，余某不准，于是他忍辱下跪，不料余某竟提起他衣领，双方发生冲突，余某手指骨折。（《南方都市报》）

　　余某的指伤是如何造成的，或许只有当事人心里清楚。令人费解的是环卫公司不问具体过程的处理方法。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一方为逃避责任进行自残，是不是也可以将责任推给对方？而关于跪请病假，环卫公司的态度甚至有些冷血，以一句“罗某个人的过激行为”草草定论。

　　有这么简单吗？

　　具体而言，公司对下跪的定性有两点，一是“个人”，二是“过激”。我们不妨据此分析一下。所谓“个人”，就是说该行为完全是罗某自主性的举动，与他人无关。的确，下跪是罗某的自主行为，却并不表示与余某无关。5点就要下班，如果不是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罗某会在4点50分请假吗？但在余某那里，考虑的只是还有10分钟，却没考虑罗某能不能坚持住。这就迫使罗某考虑，用什么办法才能请下假来。硬走已经失败，语言也不可能打动余某，在他可选择的范围内，恐怕只有下跪了。再说“过激”。对过激一词，词典的解释是“过于激烈”。罗某的下跪过于激烈吗？在公司看来是，因为“公司一直反对这种做法”。在余某看来可能也是，因为下跪在他那里是无效的，甚至适得其反。但在罗某那里，这只是他谋求请假的最后一线希望，是一种理性的算计，却不存在对别人任何的攻击性，又怎能称得上过激？

　　如果不是有特定的诱因，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个人”之“过激”而给别人下跪。

　　我们不要轻易将之定性为“个人过激行为”。事件相对两方可能存在权力大小，但是，在权利上必须是平等的。否则，这类事例就难以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