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摘编(06.09.12)

　　民主是党的先进性前提

　　魏宏在《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党内民主是党作为先进政治组织的本质规定和重要标志。党的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胡锦涛同志强调“党的先进性是党的生命线”，深刻揭示出党内民主与先进性的内在联系。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始终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来说，要体现先进性，就必须具备比其他政党更为广泛、更加完善的党内民主

　　长期以来，人们在认识上往往忽略党内民主对于党的先进性的决定意义，在党内民主建设的实践上往往滞后于其他方面的建设，这是执政党自身建设现代化的重大障碍。党员的自我教育和全党的积极性，才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活水源头。从根本上解决党内不符合先进性的问题也必须靠民主。保持先进性的现实起点是解决不符合先进性要求的问题。如从源头上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就特别需要建立民主决策和制约机制，形成对权力的有效监督；解决党政机关和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就需要积极拓展和畅通党内民主渠道，使群众的意见得到反映；解决目前干部选用工作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和腐败行为，更需要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走群众路线。

　　特殊性不能成为保守的遁词

　　文平在《经济观察报》刊文说，我们愿意将文化传统带入现代化，却不愿意将文化传统和政治文明混为一谈。我们捍卫我们的文化传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在政治文明的建设上，远离人类文明中的普世价值观。相信“君子和而不同”的孔子，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建设一个可以全面回应多元价值诉求的理性社会，中国古代的司法官们，也不可能说出社会和谐必须立足于法治社会，约束政府权力，以公法为脊梁的道理。所以，我们教小学生读经的时候，勿忘以公民教育，平添他们的现代思维。我们相信，亲近人类文明的主流价值观，不会断送我们的传统文化。

　　当然，中国要走向现代社会，自然不能忽略数千年政治文化的历史传承。90年前，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谷德诺，替中国草拟了一份宪法法案，语重心长地对袁世凯领导下的中国民众说，共和与帝制，半斤八两，各有所适，很难说共和就比君主立宪好，比如说，帝制的英国就不比共和的墨西哥差。所以，选择什么样的国体，当依国情而定。法国贵族青年托克维尔考察美国后感慨，法国在共和道路上大起大落，不能一蹴而就，在于他们缺乏独立自由的乡镇精神。那是美国民主的源头，不是我们的。虽然我们内心焦虑，渴望在民主的空气中自由呼吸，但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们不可能脱离脚下的大地，扯起自己的头发往天上拽。

　　可是，“中国特殊论”不能成为拒绝进步的挡箭牌。世界上所有在文化上堪以独立存在的民族的文化，都有特殊性。特殊性不能成为保守的遁词。

　　我们要尊重视野之内的一般规律，就不能轻视现代化道路中的全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就像我们在乎我们的文化传统一样。我们在辩论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是西方化还是中国化的时候，理应将它们比喻成须臾不可离开的两只手，且任何一只都不能偏废。

　　要防范经济大萧条的危险

　　近日，《全球财经观察》杂志发表了一篇标题醒目的文章：“中国经济的萧条风险”。这篇文章的作者克拉斯穆尔·佩佐夫将美国1920年与今天的中国经济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一个崛起的经济巨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次大萧条，如同美国在1930年所经历的”。他预测：“将会在2008-2009年间某个时刻发生”，“基于我的奥运会时间点，我将崩溃定在2009年”，当然，“崩溃可能更早或更晚发生”。

　　佩佐夫依据的是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通货膨胀性信贷繁荣。这个理论认为，过度投资必然引发通货膨胀性信贷繁荣，在通货膨胀性信贷繁荣之后，必然出现泡沫破灭，经济陷入崩溃。他说：“萧条是过去犯下的错误的结果：这是错误投资的结果，是银行向企业提供那些最终被证明为无法收回的成本昂贵的优先贷款的结果，是存款减少和在繁荣时消耗资本的结果，是过度消耗再生成本很高的自然资源的结果，是当日渐升高的生产成本超出升高的消费价格时，利润危机无可避免地到来的结果”。佩佐夫将中国2001-2004年与美国1921-1929年进行比较，发现二者之间惊人相似：“过去美国所犯下的每一个重大错误，今天中国都在重复。”因此，中国必然走80多年前美国走过的路，必然步美国1929-1933年大萧条的后尘。

　　陈东琪在《经济前沿》刊文说，佩佐夫这个耸人听闻的预言会不会变成为现实呢？一个预言，哪怕是一个不能被后来实践验证的预言，对其结果来临前的政策和行动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是一个有用的刺激。它提醒我们，应当采取更好的措施加以防范。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成功永远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

　　企业干部制度改革还不彻底

　　《北京日报》刊文说，在近日召开的清华EMBA毕业论坛上，面对近两年我国从海外招聘精英来管理我国大型企业、央企效果如何的提问，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坦言：“实际上我们企业干部制度的改革还不彻底，虽然对招聘的人实行竞争上岗我们现在做到了，但是对原先国资委管的干部现在还没有做到。”他进一步解释，对企业的经营者来说要建立约束机制。这实际上就是中央企业的考核体制。现在对于企业副手的招聘效果比较好，但对于一把手的招聘，难度较大。邵宁表示，通过招聘发现了许多优秀的人才，这对我们央企的干部体制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内部提拔干部机制改变，采取竞争上岗。

　　九成经理人认为情商最重要

　　《中国青年报》报道说，由环球资源旗下的《世界经理人》与咨询机构顶尖人物公司共同完成的国内首次“高级经理人情商调研报告”显示，超过92%的中国经理人认为“情商是经理人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与美国Talent Smart2004年所作的美国情商报告相比，中国经理人情商比美国经理人高出12个百分点。另外一个同样出人意料的结果是，中国男性经理人的情商高于女性经理人。全球多个国家(包括东西方国家)的情商调研结果中均发现女性的情商大多高于男性，而中国的结果则相反。从调研结果中看到，情商基本上是随着年龄和工作经历的增长而逐渐递增。另外，离婚经理人群情商高于结婚人群，有子女的人群高于无子女的；职位越高，情商越高；职能不同，情商也不同，全面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的人群分数居前列，后勤行政部门、销售、财务的人群在总体上分数都最低。此外，调查表明，合资企业的经理人情商高于民企、外企和国企。上海经理人的情商分数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