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济南的钟表

　　钟表，是钟与表的合称。大一些的为钟，如座钟、挂钟、落地钟等；小一些的为表，如怀表、手表、秒表等。但人们习惯把座钟、挂钟等泛称为“钟表”，只有在区分类别时才单独使用“钟”字，例如座钟，绝不能说成“座钟表”。另外，除非涉及到钟表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泛称，并不包括小型的怀表、手表、秒表等。

　　早年，凡是家境比较宽裕的济南人，正房的条山几上都有一只烟台座钟。没有条山

　　烟台钟表的生产历史，要追溯到民国初年。当年，威海人李东山在烟台创建了“宝时造钟厂”，注册商标是“宝”字。后来，从“宝时造钟厂”分离出去的人员又先后创办了几家造钟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永康”和“永业”两家，与“宝时”成三足鼎立之势。当时，“宝”字牌、“永”字牌和“业”字牌的座钟、挂钟都拥有很高的市场份额。但在建国前后，大部分济南人都选择表盘上带有繁体“宝”字的座钟，认为这才是正宗的烟台座钟。

　　烟台座钟都是木质外壳，做工精细，颜色以紫里透红者居多，和表面的黄铜装饰搭配在一起，既典雅而又华丽。钟摆有规律地来回摆动，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表盘上是罗马数字，也有的是阿拉伯数字。在靠近四点和八点的部位，各有一个上发条的轴孔。上发条时，左右都要往里拧，不能上得太紧，全凭手上的感觉，适可而止。

　　在一些富足人家，不光客厅里摆放着座钟，书房的墙上还有挂钟，卧室的床头柜上也少不了一只双铃的夜光闹钟。在这样的家庭里，钟表的主要功能虽然没有被忽视，但它们更是一种富有的象征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普通家庭要省吃简用很长一段日子，才能到“大西洋钟表店”买一只座钟。买回家以后，便会倍加爱惜，在上面盖上一块软布，生怕灰尘钻到里面去。孩子们好奇心重，常常趴在座钟前面，歪着小脑袋，看着那只不停歇的钟摆，听着那种不间断的“滴答”声，猜测着、想像着，不知道里面都装了一些什么东西。有时想学着大人的样子给座钟上上弦，往往被大人们呵斥到一边去。

　　济南的许多家庭，从来没有使用过座钟或挂钟，而是一直使用双铃或单铃的闹钟。尤其是在“文革”时期，使用闹钟的“家庭”更为普遍，因为老式的座钟或挂钟都成为四旧了。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济南生产的“康巴丝”石英钟样式新颖、价格适中，很受人们喜爱。济南人近水楼台先得月，绝大部分家庭都换成了“康巴丝”。如今，钟表已经不是什么奢侈品了，家家户户起码都有两只以上的石英钟或是电子钟。

　　济南人有两句挂在嘴边的话，都和钟表有关。形容人或事物停滞不前，便说“停摆了”；鞭策、督促一个人，便说“该给他上上弦了”。如果把这两句话用在一些矗立在街头的报时钟身上，倒也十分贴切。近年，作为城市形象的一个部分，济南的街头有了不少为路人报时的钟表，但有一些纯粹成了摆设。有的走时不准确，能差上几个钟头儿，依然不慌不忙地走着；有的早已经停了摆，照样厚着脸皮杵在那里。对这类报时钟，很少有人能留下些许记忆，因为它们既不是什么经典之作，又丧失了与时俱进的基本功能。

　　济南人耳熟能详、记忆深刻的，则是老火车站钟楼上的机械钟了。那只德国造的大钟，走了将近一个世纪，分秒不差。它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到了该报时的时候，浑厚的“当当”声就在火车站上空回荡，把准确时间告诉给去外地的济南人，告诉给来济南的外地人。可惜它和老火车站一起，从济南人的视线中永远消失了。□尔澜 砚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