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某医院加强医德建设，开展了“无红包科室”授牌活动。收红包，是医生乘人之危获取个人利益的不当行为。无红包，则是医生履行职责的本分。将本分作为荣耀来表彰，从职业道德建设来讲，显然是降格以求。
由此想到另一则新闻。陕西某县县委书记在自己休息室的门口，张贴了一张“跑官要官别来找我”的告示。当记者问他张贴告示的目的时，他说：“我想保护我的道德底线，
维护好我的精神家园。”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的意图应当获得人们的敬意。但作为一位县委书记，他的意图就有一种独善其身的味道。这不应当是一位县委书记应有的人生态度和工作精神，他的“官德”不能止于此。
道德标准有层次高低之分，道德底线是标准的最低层次。道德底线是什么？一般而言，是指起码的行为规范，甚至是不做非道德的事。这一底线，对普通人而言无可厚非，但对掌握公共权力、公共资源的人来说，就远远不够。在一些部门，对“底线”的追求与满足，直接表现在一些奇异的“禁令”上，比如，某公安部门规定“严禁民警与黑恶势力勾结”，某教育部门规定“严禁教师猥亵女学生”，某信访部门规定“严禁工作人员上班时间玩电脑游戏”、某行政部门规定“严禁村干部打骂群众”……在这里，对非道德行为的禁止成了道德建设的目标，这些部门的降格以求，无异于放纵自己。
有一句老话，叫“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职业道德的底线，应当有一定高度，超越“不做坏事”的层面，否则，只能“仅得其中”，甚至“仅得其下”。如果哪一天，医院“无红包科室”的底线再退一步，铜牌上写着“无治死人科室”，病人及其家属见了恐怕都要浑身冷汗。降格以求，这实质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懒政”心理，是退守者的一种无奈。
温家宝总理近日接受欧洲五家媒体联合采访时，引用了大哲学家康德的一段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定律。”这段话深刻说明了道德定律的神圣，一如头上璀璨庄严的星空。神圣的东西，需要以“敬畏”之心对待，岂能随意降格以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