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这是一个网络使用者奔走相告的好消息：9月6日《北京晨报》消息说，民间团体讨伐流氓软件。一个由普通网民组织的民间团体正让诸多知名互联网公司感到紧张。他们不过50余人，用业余时间打击“流氓软件”，却联合了30多位大律师，要把130多家公司送上被告席。
假设一个接一个的流氓可以随意“探访”你的居所，烧杀抢掠自由逍遥，你还得每
月附带其“出场费”，感想如何？——警察呢？防盗门呢？可这不是天方夜谭，这就是软件江湖的汹涌明流。只要是上网的，可能还没有谁可以在“流氓软件”的无敌武功下不受伤的。网民最朴素的“流氓”界定无非有二：一是此软件没有征求我们授权就自动潜伏到电脑；二是不易卸载或者不提供明确的卸载办法。在我们对流氓软件恨的牙痒痒的时候，除了焦头烂额地删除清理，还有别的选择吗？
一位互联网前辈曾预言，“中国互联网成功者，谁的屁股都不干净”。我们不妨用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来分析一下“屁股不干净”的“流氓成本”：若是两家软件公司，以“耍流氓”为生产条件，“耍流氓”的市场份额巨大、“不耍流氓”的市场收益微小，而大家都“耍流氓”的后果无非是秋色平分——结论自然是谁不耍流浪谁倒霉，“耍流氓”的成本也只是遭遇道德谴责而已，这在亿万的“流氓收益”面前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两者的优势策略选择自然都倾向“耍流氓”——可是，问题又来了，当两者软件都开始“耍流氓”的时候，市场收益是均衡的，为了打破这种均衡，流氓的“段位”就成了关键，于是，“耍流氓”的“军备竞赛”越来越强大，这就是“流氓软件”越来越容易侵染、越来越难清除的现状。据说，“流氓软件”产业链业已形成，整个市场保守估算已达10亿人民币，更有获得风险投资青睐的礼遇。当第一个“耍流氓”的软件分享到互联网的第一块蛋糕的时候，它就打碎了整个业界的第一扇“窗户”，在这种恶示范的“破窗效应”下，前赴后继就成了情理中的事了：违法成本日益低廉，守法成本渐次沉重。
2005年，网络行业协会点名了“十大流氓软件”、并限期整顿，结果是让人失望的。一者固然是因为行业协会的民间性，不具有任何行政执法或司法威力，其颁布的《软件产品行为安全服务规范》以及限期整改通知，也仅仅是一种舆论导引、道德约束罢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反流氓软件”这个语境中缺位着一种正义刚性的司法环境。刑法中对计算机病毒是有专门规定的，但是对流氓软件却无案可稽。由此，司法界定因具有强烈的国家色彩与示范性，才是治乱的根本。“流氓软件”游走在病毒软件和正常软件的边缘，打“擦边球”、钻法律的空子，我们盼望此类诉讼能使得法院在软件不正当竞争、“流氓软件”处置流程等环节上有个醒目的司法解释或者案例判决，从而指导软件行业的实践，为今后软件产业的相关立法提供司法支撑。用户无奈地“清理流氓”总不能成为应对“流氓软件”的如来神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