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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教师节有份调查表明，中国近三分之一的教师认为，收入两极分化是最大的苦恼。多数教师认为，不仅名校与普通学校的老师收入存在两极分化，而且校内的名教师与普通教师收入也存在两极分化。
上述调查说明，教师对收入两极分化的苦恼，不完全是由中国目前地区之间、城乡收入客观上存在差距引发的——也包含这些因素，但不是最主要的。如果说高校教师之间收 入拉开档次，客观上与教师所学专业、申请项目以及个人努力相关的话，那么在中小学内部，收入两极分化，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行业内部发展的失衡。
上世纪70年代末，从“文革”噩梦中走出不久的中国，在赶超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为了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在中小学重新恢复了重点与非重点。年复一年的政策倾斜，让重点学校成为普通教育上的“贵族”，在师资、生源、声誉、财政拨款、吸纳社会资源等方面，重点学校都是普通学校望尘莫及的。从校舍上，“重点中学像欧洲，普通学校像非洲”的现象比比皆是。
新世纪以来，国家制定了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政策。就在前不久，新出台的《义务教育法》也明确规定，不设重点与非重点，普通中学内部也不准分重点与非重点班级。但客观上，经过20多年的非均衡发展，名校与非名校之间差距已经拉大，已形成所谓的“马太效应”：好的可能更好，差的可能更差。比如普通学校一个教师，教学上稍有点小名气，可能就会被重点学校高薪挖走。此外，重点学校特别是重点高中如果办好了，甚至还可能成为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的“生蛋机”！
教育内部的失衡，当然会转嫁到社会上。其一，重点学校规模无论怎么扩大，所谓的“优质学位”仍然是当今中国最为稀缺的资源。一位难求，每到招生季节，走后门、打招呼、递条子等现象络绎不绝、屡禁难止，由此导致社会腐败，谁能说得清？
其二，教育内部生态的极度恶化。今年暴露的陕西洋县高考顶考事件，就是明证。竞争的主战场最主要是每年的生源大战，特别是高中之间争夺好生源。一到招生季节，一中、二中的老师们，都会到各自老家乡镇中学游说。中国千丝万缕的关系网，在这里又发挥了作用。初中校长或者毕业班班主任成为最重要的公关对象。由此又滋生出多少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现象。
其三，教师收入两极分化，真正的受害者是学生。一个社会，非名校肯定多过名校，非名校老师感觉上灰溜溜的，心存苦恼与不满，诱发其责任心的下降，这又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那些没有被重点学校录取，或者进不了重点班的学生，因为过早地被判定为无希望者，过早地感到他们是人生的失败者，被淘汰出局，但求混张毕业证。那些所谓的幸运儿呢？也就是有幸挤进重点学校的学生，或者被挑选进重点班的佼佼者，其人生轨迹被严重地扭曲，一切都是为了进重点，他们只能越来越早地开始了大比拼。许多童年应有的乐趣、读书应有的乐趣被剥夺——为考试而读书，为出好成绩而读书——只会导致学生对书本、对知识的厌恶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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