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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宇
财经评论员最近，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基尼系数这两个统计指标引起了争议。面对与居民实际消费感受严重背离的CPI，主流学者大都三缄其口，国家统计局给出的解释是“与国际接轨”；而面对与民众感受相契合的基尼系数，主流学者则纷纷表示质疑，而且非要把它“弄小”不可，国家统计局则表示“应给基尼系数打一个‘国情折扣’”。那么 ，同样是统计数据，CPI和基尼系数的命运“差距咋这么大呢”？民众的直觉为何总是与政府官员和学者的“理性思考”大相径庭？
先说CPI吧。CPI是衡量一国通货膨胀（或紧缩）的主要指标，既是政府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参照，也直接影响企业和居民的经济行为，可以说是统计指标中的“国家队”。由于西方国家已经有了一套统一和完善的标准，这样重要的一个指标当然要与国际接轨，但在商品和服务的具体分类及权重上却一定要参照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不断修正而不能完全照搬照用，毕竟它反映的是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居民的消费支出及价格数据变动。
具体来说，目前粮食和食品在CPI中约占40%左右的比重，这对2/3人口在农村的中国来说亦有合理之处，但以此来衡量约占全国80%GDP的城市经济体的消费状况则力不从心，而且不论城市还是农村近几年的恩格尔系数都在大幅下降，食品在CPI的权重理应也顺势下降，否则一个大米价格的波动就足以抹杀住房、医疗、教育和能源等所有其他价格的变动。另外，为了便于国际比较，依据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标准，把住房不算作耐用消费品而纳入投资品，以实际房租和“虚拟房租”等来衡量居住类价格并选择适当的权重纳入CPI计算也无可厚非。但有意思的是，房地产业成了中国重要的支柱产业，居住类价格却没能成为CPI的支柱价格。目前在中国的CPI菜篮子中，居住类的权重仅为13.2%，不仅远低于30%的国际水平（这个为什么没能与国际接轨），而且考虑到住房市场化以来，中国居民在住房上的实际支出比重，目前的居住类权重虽刚刚修正但仍低得离谱。
自2003年以来，关于中国经济是通胀还是通缩的讨论就不绝于耳，而通缩论者所持的法宝就是一直处于低迷的CPI，尽管由于投资结构的因素使经济过热不一定体现在CPI上，但CPI自身的结构性缺陷是不能回避的。对于仅靠要素和投资来驱动经济增长、既有通胀压力又有通缩压力的中国来说，我们不能“人为地”制造“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而必须完善CPI等价格指数以准确洞察通胀与通缩的交替时机。
再说基尼系数吧。尽管国家统计局与国内外学者的测算结果仍有差异，但基尼系数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与民众感受相一致的统计指标，国家统计局却非要打个“国情折扣”的观点令人匪夷所思。一般说来，全国的收入差距可分解为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和城乡之间的差距三个部分，而且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导致全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如果考虑到城乡二元体制，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忽略，即打个“国情折扣”，这就相当于在买一个镶有钻石的项链时把钻石拿了出去，虽然商家打了折扣，价钱降低了，但这样的项链也失去了意义。
统计数据是政府决策的风向标，但CPI和基尼系数的不同遭遇却让我们管中窥豹“忧从中来”。如果统计缺乏独立性，“官出数字”和“数字出官”的统计体制不改，“阳光统计”便“如幻梦如空花”，而某些学者的“粉饰太平”则更会使政府决策无所适从。胡适曾说过“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许中国的统计数据也是任人打扮的“讲政治”的pretty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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