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与其妻付玉清受贿案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相信不久就将结案。而与该案牵扯甚深的医疗器械审批和新药注册审批管理体制的改革，据有关媒体的报道，似乎也在等待本案给出一个说法后徐图变局(9月10日《中国经营报》)。惩罚与新生，旧政与新政，正反对比的效应引人瞩目。
然而，二者之间却似乎并不必然存在什么应然的先后顺序关系：郝和平案发至今已
有时日，而案发本身彰显出的系统性问题却早就存在，且几成公开的秘密，却不知为何像报道中透露出的那样，“修改‘郝和平时代’的医疗器械注册审批规定……新规定什么时候出台，就等郝和平的案子什么时候结了”。诉讼程序固然在解决问题，但那也只是在解决涉及郝和平具体违法行为的具体问题，它并不是药监体制进行系统改革的强制性起点或是终点。
而与新政“缓慢”的等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仍旧触目惊心的药品监管现实，比如报道中提到了国家药监局曾对5个省进行试探性“飞行检查”，所查131个品种中就有127个涉嫌造假。一家同时申报18个新药品种的企业只能提供9个品种用于检查，其中还有两个品种不过关。而一个全国所申报注册品种中造假的比例至少超过30%的业内保守估计，可以说对药监现状作出了一个“完美”的注解。
如此看来，旧政已经不堪，新政所向其实也已了无新意，而郝和平案件事发已经多日，钟南山所谓新药多得他这个专家都已不识的感叹也早已是人所共知，却不知道，在如此现象齐备、病灶已明的情势下，有关部门的新政举措还要如何酝酿？还要找报道中所谓的“合适”时机？又如何还要看郝和平一案到底结果如何呢？
需知，郝和平的问题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更是他所“服务”期间监管机关的问题；该负责任的也不仅仅是他个人，更是他所代表的监管机关；对郝和平的个人犯罪嫌疑的撇清，也不是对某个个人问题的撇清，更是对监管机关机制失范漏洞频出的责任拷问！其实，问题并不是郝和平案发时才发生的，它不过是一种机体久已遭病菌侵袭的外在表征，改革的手术刀不能老是坐等肿瘤自消后方才给予彻底治疗！
奥美定受害者的苦痛仍犹在目，“千奇百怪”的各种“新”药也仍在登堂入室危害一方，患者期待的眼神也早不是一日两日，旧政既然已确实要废掉，那么没有新意的“新”政如何还要等待呢？须知，公权行使的基本要求本不在旧政、新政叫起来漂亮，而在莫懒政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