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调显示，中国家庭教育花费已接近家庭总收入的1/3，农村家庭每年用在子女身上的教育花费连续两年增长率超过20%。城乡贫困人群中有40%-50%的人提道“家里穷，是因为有孩子要读书”。近三四年，不仅是高额的学费，类似于择校费、赞助费等名目繁多的其他收费项目，更是让很多做家长的心惊肉跳。有人甚至比喻，孩子的书包里装着一套房子。（9月11日《中国青年报》）
书包里装着一套房子？听起来似乎令人惊讶，却又是很多家庭深有感触的现实。凭笔者在学校从教多年的感受，试以所见所闻谈谈孩子的书包里是怎样装下一套房的。
一是学费节节攀升。各级各类学校的学费情况虽然存在较大差异，但近年来的节节攀升是它们的共同点。社会所以对学费节节攀升作出敏感反映，是因为学费的上涨幅度总是超过居民家庭收入的增长幅度——这在高中和大学阶段尤其如此。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是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人们对高中和大学阶段的收费则相对麻痹得多。大学在几年之内便通过涨价狂飙，完成了由公费+自费形式的“收费双轨制”向一律高收费的“单轨制”的过度，高中仍步其后尘实行公费+自费的“收费双轨制”，花样繁多且势头强劲。虽然大学平均每年5000元左右的高学费已深受诟病，但与高中收费相比，仍显“慈善”和“公平”得多。其一，目前虽然各地核定高中学费标准多在每年1000元上下，但能享受标准学费的所谓“公费生”往往是少数，而需交纳动辄万元高学费的所谓“自费生”或“借读生”、“择校生”则是多数。教育部虽出台了公办高中招生限人数、限分数、限钱数的“三限”政策，但任意抬高公费录取分数线以压缩公费生名额增加自费生名额、突破标准高收费的现象，在各地司空见惯，人们早已见怪不怪。少数学生享受的“标准学费”早已沦为高中学费美丽而虚幻的“幌子”。其二，如果说大学收费虽然偏高，但仍是按人收费还具有相对公平性的话，那么高中的按分收费实际已演变为对低分学生的打劫。对很多家庭来说“教育致贫”并非始于大学，而是始于高中，许多学生因高额学费痛失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
二是无奈的高消费。其一，农村不少地方近年不切实际的“合校并点”，使得孩子们从初一年级就要寄宿，这在整合了人力物力资源的同时，也给一些家庭带来新的负担和不便。其二，凡是实行寄宿制的各级各类学校，学生都在面临无奈的高消费。食堂、超市、医务室甚至学习资料等等，无一不是狠狠瞄准学生的钱包。在很多所谓“封闭式管理”的学校，学生更要承受无奈的“封闭式高消费”。一些学校甚至把食堂、超市、医务室等等承包出去，并公开收取承包费。学校把学生的在校消费当作另一条看不见的收费渠道，这一渠道带给学校的效益绝不逊于“乱收费”！近年一些重点中学超规模发展，大多不是因为政府投入增加了，作支撑的是源源不断、愈演愈烈的高额收费和各种缘于学生的生财之道。这种恶性膨胀实际上是把学校当作一个企业、一个市场来运营，教育产业化的阴魂恣意游荡，而教育的公益色彩却狼狈逃遁。真让人怀念那个每月可以在公益化食堂吃“节余”的年代！
三是教育投入和收费管理机制的缺陷。完成孩子的学业需要“一套房”的成本，这套房子或者政府盖，或者家长盖，或者政府家长一起盖。当政府出现对自身责任的认识偏差时，“一套房”的成本就会更多地转嫁到家长头上。有关数字显示，近年来全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国务院1993年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承诺到20世纪末达到4%的教育投入目标至今都没有达到(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左右)——这凸显了人大对政府监督的乏力。从收费管理上说，学校收费标准由教育、财政、物价、等政府部门核定，教育乱收费也主要由这些部门监督管理。但他们既是收费的管理者，又是受益者——正常收费之外，乱收费的罚款也多是进了这些部门的腰包。难怪教育部退休部长张保庆曾不无感慨地说“有些地方政府纵容教育乱收费”，难怪我国教育乱收费已连续多年蝉联“乱收费冠军”！
当社会对教育的公益性呈现整体性忽视或漠视的时候，就必然忽视或漠视学费的节节攀升，忽视或漠视学生食堂、超市、医务室的高消费，忽视或漠视监管机制的乏力。这样的忽视或漠视，让孩子的书包里装下了“一套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