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凤梅“回家”

　　朱凤梅“回家”

　　“墓前暂时不立碑，或许等他们家条件好些了，到来年清明节可以加块碑。”——朱凤梅表舅公

　　8月31日，27岁的安徽籍女子朱凤梅在五羊新城寺右南二街遭抢夺重伤身亡。

　　9月8日，朱凤梅出事后第9天，她的骨灰终于踏上回家的列车。但按照当地的习俗，她的骨灰盒没能进家门，而是在门外临时搭的棚子里过了一夜。

　　9月9日，朱凤梅下葬，她的墓前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文字告诉别人这里埋葬的是谁。

　　归途

　　9月8日下午2时，朱道文背着妹妹朱凤梅的骨灰盒，挤上广州火车东站开往合肥的K309次列车。和他一道的，还有另外5位家人。广州市民政部门帮他们拿到了由救助站提供的免费车票。

　　上车前，朱凤梅的父亲朱家祥就有所顾虑，怕火车上不让带骨灰盒。为了不引人注意，装有骨灰盒的背包被“丢”在座位一角，上面压着方便面箱子、影碟机盒子。整个旅途中，只有朱家祥时不时朝骨灰盒望去，老眼含泪。

　　经过近22个小时的颠簸，朱凤梅的骨灰于9月9日中午12时回到了安徽。整个旅途中，朱家祥只趴在桌上睡了两个小时。下车后，55岁的他提着行李，走一小段路就要坐在地上休息。朱道文则把背包背在了胸前，他说，这样便于照顾妹妹的骨灰盒。

　　他们先乘长途大巴到离来安县三城乡约20公里的路边，再转乘小面包车。到得冯巷村，已是近下午4时。一辆手扶拖拉机就停在路口等着载朱凤梅的行李。朱家亲朋都迎了出来，一家人商量着，该怎么把这个在外乡死于非命的年轻人的骨灰拿回家。

　　经提醒，有亲戚去买了一块红布，盖在骨灰盒上。唐后为，朱凤梅的表舅公，以前是一个抬棺人，从朱道文手中接过骨灰盒，领头朝村里走去。身后，一阵鞭炮响后，载有朱凤梅行李的拖拉机才启动。村里人说，鞭炮能把晦气驱走。

　　朱凤梅最终却没能进家门。为了迎接她回来，家人在门外搭了个简易的棚子，以竹子为架，上面盖着尿素袋作顶，压上几根玉米秆，以免棚顶被风吹掉。朱凤梅的骨灰盒就放在棚子里，一张四方桌上。骨灰盒前，摆着3个苹果、3个梨和5个桔子，桌前是一个火盆和几位表哥送的3个花圈。

　　朱凤梅的表舅公唐后为说：“按照村里的老规矩，人死在外面就撂在外面算了。哪怕骨灰拿回来，也不能进家门，只能摆在门外。”朱家祥甚至一度认为，女儿不需要遗像，在几名亲戚的劝说下，才找出女儿学生时代的一张照片去放大。照片上，朱凤梅白衣黑辫，嘴角上扬。

　　葬礼

　　当晚，朱家祥一夜没有合眼，经常坐在骨灰盒前，望着女儿的遗像出神。根据习俗，当晚，朱家摆了7桌酒席，几名邻居在灵前守了一夜，靠打牌提神。

　　9月10日清晨，皖南平原秋露微寒。早上7时35分，唐后为走进棚子，要捧走朱凤梅的骨灰盒。母亲徐义珍又一次哭倒在地，朱凤梅的姑姑干脆抱着唐后为的腿，任他一甩再甩。乡亲们又一次聚到院子里，尽管他们中大多数人已很多年没见过朱凤梅，已经没什么印象了。

　　葬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骨灰盒后面，跟着一根细竹枝，上面挑着一张白纸做的幡，幡上“一梦不回”四个字兀自迎风作舞。再后面，是朱凤梅的遗像。7个小孩依次跟着，白布作帽。朱凤梅的堂哥朱道京说，依当地习俗，长辈不能给晚辈戴孝。送行的队伍里，只有20多个亲朋，朱凤梅的双亲都没有去。一路上，除鞭炮声外，没有声乐相随。

　　坟墓

　　从朱家大门出去，朝右穿过几道田埂，拐两个弯，只一支烟的功夫，就到了朱凤梅的墓地。这里离她家只有约400米，坟前坟后种着棉花和枯死的玉米秆，花生则刚刚收掉。

　　朱凤梅的墓有1人高，贴着瓷砖，以琉璃作顶，这在当地算是新潮的。朱家人说，修这座墓花了约600元钱——生产组40来户，每家帮忙出了10元，剩下的200元则靠6家亲戚拼凑。朱凤梅墓地的背后，是她伯伯的坟。这个男人40多岁时被火车撞死，成了朱家第一个死于非命的人，朱凤梅是第二个。

　　起好的墓前预留了一个孔，里面由砖头垒起一个平台，骨灰盒放入后，每个亲朋看上一眼，一个泥水匠就开始搅拌水泥。预留的小孔被封住了，上面也贴上了瓷砖。早上8时左右，仪式结束。

　　唐后为说，朱凤梅的墓前暂时不立碑，“或许等他们家条件好些了，到来年清明节可以加块碑。”墓地前，没有任何文字，除了本村人，没人知道里面是谁，她曾经做过什么，又因何而死。

　　家人

　　朱家的房子建于上世纪80年代，两层楼结构，房子已经很破败，惟有门上的一块小牌子还算新，上面写着：遵纪守法光荣户。

　　在老一辈眼里，朱道文身子骨弱，干不了农活，只好出去打工，“别看他人长得高大，留在家里的话，连老婆都娶不到。”

　　1998年，经朋友介绍，朱道文来到广州，一呆就是8年。正是在他的鼓励和建议下，初中毕业的朱凤梅才南下谋生。

　　现在，他和妻子每个月收入有2000余元。除了每月房租120元外，两人生活费要1000元左右。剩下的，有多少就寄多少回老家，因为他的儿子放在了老家。

　　“我哥哥早年出车祸后，父母亲只能靠我们一家赡养，我又只能靠他(指朱道文)”，朱家祥认为，儿子朱道文的负担不轻。

　　和妹妹一样，朱道文2003年离家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当地人说，年轻人出去后，走得远的都很少回来，家里人虽然念叨，但子女能经常打电话回来报平安，又能寄钱回来的话，也算有个安慰。

　　妹妹出事后，朱道文想了又想，决定回老家，即使像父辈一样定居在老家也不怕。

　　但父亲朱家祥说，在家种地赚不了几个钱，等农忙结束，顶多20天，还是要儿子出去打工，只是不再到广州这么远的地方了。至于去哪里，朱道文还没想好。他说，葬礼结束第二天，就要下地先把粮食收回来，因为“生活还得过下去”。

　　朱凤梅出事后，朱家祥走了5家邻居，共借到2500元。而家里之前为体弱的儿子治病，已欠下2000元。葬礼上，共摆了7桌酒席，所有的烟酒肉菜全是赊账，另外还借了3000元。

　　“我今年55岁了，还能种几年地，等柴油机都压不动的时候，这样的田种得也没意思了，年轻人又不种，地只好任它荒掉了”，朱家祥对以后的日子完全没有打算。

　　同乡

　　在三城乡中心小学，没有老师记得朱凤梅——这个1992年从该校毕业的学生。67岁的袁士汉也想不起来了，尽管他当年就带着毕业班。

　　在来安县三城初级中学，几名老师对朱凤梅这一名字也完全陌生。等翻出她的入学记录、毕业证书复印件和档案，校长才发现，朱凤梅就是自己班上的。但他说，这个学生平时肯定“既不活泼也不沉默”，所以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据了解，朱凤梅成绩平平。她的评语里，与别人稍有不同的就是：该生不注重学习方法，劳动积极。

　　而村子里，与朱凤梅同龄的人有三四个，全都已经成婚，只有她尚待字闺中，与一场年底可能就要到来的婚礼擦肩而过。

　　冯巷村下分11个生产小组，共有土地3290亩，1680口人，人均占地约两亩。但每年，外出打工的村民超过400人，几乎没有年轻人种地了。村党支部书记张文道说，除了少数几个能读上高中的，一般孩子都像朱凤梅一样，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了，“20多岁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人种过地”。

　　朱凤梅的堂哥朱道京说，在当地，年轻人外出打工时，首选的地方往往是长三角的上海、杭州、南京一带，因为这些地方离家近，农忙时也可以回家帮忙。像朱凤梅这样远赴广州的，少之又少。

　　在当地，父辈很难从子女身上获得帮助，随着子女长大后，要结婚、要建房，他们甚至还要再度外出打工。而年轻人打工，仅够自己花，根本帮不上家里的忙。

　　老人的身体弱一些，夏天热时干不了活，每年只能出去三四个月，每月的收入也只有五六百元。但他们说，这至少能把买化肥的钱赚回来，“只要身体还行，就要出去打工。”村民林老汉说：“每到农闲，村里只剩下小孩和实在动不了的老人，如果有老人过世，经常连个帮忙的人都找不到。”

　　本版采写：

　　本报特派滁洲记者陈良军

　　本版摄影：

　　本报特派滁州记者方谦华

　　图片：

　　朱凤梅就葬在村外农田边，坟前坟后种着棉花和枯死的玉米秆，这里离她家约400米。

　　捧着女儿生前的照片，朱凤梅的母亲一次次哭倒在地。

　　一些在外打工的邻居因农忙回家，在朱凤梅灵前为其守夜。

　　（南方都市报）